马国川：也就是说，先要突破单一所有制形式，而不是先放开价格。

厉以宁：如果先放开价格，废除命令式的体制，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以后，是否就具备了市场运行的充分条件？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商品价格以生产要素价格为基础，生产要素价格又以所有权为基础，所以价格说到底是市场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条件。没有有效的所有权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和消费者都有效的财产权利关系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

当时企业搞承包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了提高利润多分成，有的承包者采取了杀鸡取卵的办法，设备该维修的也不维修，拼设备；该提折旧的不提折旧，或者少提折旧，把折旧变成利润，使国有资产流失，企业的设备造成损害，表现的上缴利润和财政的增收实际是企业的存量资产，承包者所得是挖财政的墙角，挖国有资产的墙角。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提出，仅仅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的角度，对企业的经营权进行改革已经不行了，必须深入到企业所有权的改革，深入到企业财产组织形式的改革上来，改革的方向就是实行股份制。

马国川：您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虽然看似与1980年提出的股份制一样，但是此时您已经把股份制看成了改革的方向。

厉以宁：名同而实异。1980年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明确说实行股份制是改革的方向。

1984年，德国一个称“五贤人委员会”的访华代表团，由“五贤人委员会”主席施耐德为首，在会见国务院领导时，国务院领导曾咨询他们对中国国企改革的建议。德国专家当时没明确表态，说研究不够，等思考成熟再回答这个问题。第二年他们真来了，住在钓鱼台，时任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去谈这个事。他们明确提出，发展股份制是一种好形式，既可以保持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又有可能避免国企的政企不分积弊，哪怕是国家股份很大，但它的一套操作办法可避免政企不分的问题。

马国川：1985～1986年间，当时的政府领导提出“价税财配套改革”，不少“整体协调改革”论者参加了改革方案的设计。而您对这个方案明确表示反对。

厉以宁：当时国务院关于价格改革的决定要出台了，要求放开价格的呼声很高，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派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征求我的意见。我直言：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