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在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冲击下，失业人数激增，社会动荡加剧，社会上要求政府对社会和经济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大为高涨。

厉以宁：从那时开始，国家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在经历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之后，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到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前夕已经达到了顶点，越过这个顶点，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受到普遍的质疑。人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认为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是对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缺陷的一种补充，也是更好地贯彻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手段，因为亚当?斯密在论述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同时，也分析了社会正义和公平的问题。依赖于政府的调节，不仅不会阻碍自由市场经济目标的实现，反而会使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可能性。而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人的观念发生了上述变化，也为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合理性。西方国家的政府从这时起相继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措施，如干预经济以增加就业，关注民生问题以缓解社会矛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西方国家在维持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推行社会福利政策方面采取了比较有力的措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内，西方国家的经济从总体上说是平稳发展的，GDP逐步增长，人均收入也随之提高。尽管各国的经济增长率有高有低，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有所差异，各国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进度也有快有慢，但各国社会基本上都能够接受制度调整的现实，制度调整的结果也继续存在，并被一些国家的法律固定下来了，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

马国川：看来，1929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分界线。

厉以宁：1929年是分界线，我们可以把1929年以前的资本主义和192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看成是两种不同体制下的资本主义，也就是1929年以前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作“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192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作“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后者有两大特征：第一，在市场经济运行基础上政府干预的力度增大了，政府认为在适当时候可以对经济进行调节。第二，在私营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股权参与和国有化的比重增大了。这两个特征中，在美国主要以第一特征为主，政府干预为主；在西欧国家，两个特征并存，甚至并重，既有政府干预，也有国有化的试验。

马国川：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转到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

厉以宁：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但体制却转换了。资本主义制度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同19世纪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却改变了，转换了，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延续下来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倾向性和他们在大选中的作用，是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