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在关注经济学的同时，您为什么也开始关心起人们的道德来了？

茅于轼：1987年我从美国回国，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变化。固有的伦理经过“文革”的冲击早已七零八落，而传统共产主义道德又面临着灾难性的信仰危机，一时间自私和欺诈的行为四处蔓延，公众对社会公德的冷漠态度和暴力等恶性事件的滋生正破坏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我开始思考，如何调整共产主义道德观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原来准备结集成书，但是因为1989年发生政治风波，使得出版计划搁置，直到1996年《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才正式出版。

马国川：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是奉行经济自由的市场制度带来的。但另一方面，很多人对市场经济中唯利是图、人情淡薄的状况感到忧虑。伴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市场经济与传统道德的冲突是必然的吗？

茅于轼：的确，人生在世，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丰裕，还要追求一种完美的精神生活，而在一个人人自私自利的社会中能否达到那样的境界，实在很成问题。《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就是为了阐明市场经济与传统道德的兼容与冲突，研究市场经济下的道德观，并探索我国改革进程中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与前景。我认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就是建立在一个“私”字基础上的。而我们看到的种种市场经济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也是坏在一个“私”字上。如果确实如此，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大家放弃“私”心，回复到物质享受匮乏的状态去；或者我们容忍私心，继续追求物质享受，同时忍受道德沦丧的不幸。

马国川：难道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吗？

茅于轼：有，我们不需要放弃私心，也可以做到物质上丰富、精神上同样丰富的理想境界。事实上，“私”原是人的本性。人类如果无私，不要说违背人的本性，而且根本不可能在生物进化中生存繁衍。市场经济中追求自身利益是完全顺乎自然的，而且自利也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推动力。我们每天所应用的飞机、彩电、计算机等现代文明成果是受利益驱动产生的，而不是出于追求什么崇高理想的结果。过去我们一度以为人去了私心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因此全国人民甘愿牺牲个人的权利，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可是努力几十年的结果反而距离我们的理想越来越远。倒是后来容许私心的市场经济使中国摆脱了吃不饱、穿不暖、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可见私心是不可以放弃的。然而从历史看，人类社会中一切罪恶又都是私心造成的。

马国川：这就产生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之前个人的私心是一切罪恶之源，而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它反而成为社会进步的基本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