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问题的关键是个人利益和个人财产能否得到公正的保护。在市场经济之前，公平保护个人利益的法律和道德一直未能确立，这样一来人的私心就不会着眼于财富的创造，而是致力于财富的争夺，在这种财富争夺中造成了生命财产的损失。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每个人的利益都受到保护，个人利益只能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来实现，也就是通过交换，彼此都从交换中得益，这种人际关系使得全社会的财富不断增加。换句话说，保护个人财产使私心从破坏力变成了创造力。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正是承认了个人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才使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马国川：然而市场也表现出许多丑恶的东西。人们在物质上得到了满足，但是在精神上感到沮丧、空虚和失望。这些丑恶的东西是如何造成的呢？

茅于轼：在我看来，市场经济中的丑恶并不是因为人们追求自利，而是因为一部分人因自利而妨碍了别人追求自利，是侵犯了他人的平等权利所造成的。强盗小偷自不用说，假冒伪劣、失信违约、贪污腐化、欺行霸市、特权垄断，都是在侵犯他人权利。要求人们无私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应该要求人们尊重别人的“私”，把别人的“私”看成和自己的“私”同样重要，问题就全部解决了。树立这样的观念困难何在？首先因为传统上对“私”字的否认，使正当的个人利益得不到承认和保障，不能名正言顺地宣扬对私利的保护。它只能在当时流行的口号下伪装起来，造成一种虚伪的风气，破坏了社会道德的起码要求。其次，由于社会上有特权存在，一些人置身于法律之外，能侵犯别人的利益而不受制裁。由此可见，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应该肯定私利，同时反对特权。这正是长期影响我们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所欠缺的。

马国川：在我国的传统道德中，儒家思想占有主导地位。本来，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并不是绝对地反对追求私利。

茅于轼：然而孔子以后的人出于各种动机，扭曲了孔子的思想，把是否反对私心看成道德的分水岭。到了计划经济时，共产主义道德更是彻底地否定了私心，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无私奉献。另一方面，无论是传统道德还是共产主义道德，都强调要有一个治理社会的智者和权威——在儒家思想中体现为“君子”，在计划经济中体现为社会资源的统一分配者，其结果只能塑造了一个有等级、有特权的社会。这也是我国广大民众中“青天意识”和人治观念影响深远的原因。事实上，儒家思想中蕴含着宽容合作的现代文明观念。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每个人遵守严格的权利界限，这是避免社会冲突和发展市场关系的重要条件；对待坏人坏事，孔子认为正确的态度是“以直报怨”，这反映了现代社会中解决利益冲突时应有的宽容和坚持原则的态度；孔子崇尚“礼”、倡导“仁者爱人”，这正是营造一个文明和谐、友爱互助的社会环境的根本要求。

马国川：您是说，儒家思想经过现代文明改造，可以为市场经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