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大张旗鼓地批评胡适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夺取“道统”的话语权。

资中筠：对，导师绝对不允许知识分子有任何的独立思想，或其他的宗师。一切判断都要来自一个脑袋，他说是黑的，就是黑的，他说是白的，就是白的。为什么当时说中国是“一张白纸”，“一穷二白”。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有诸子百家的学说，有无比灿烂的文学艺术，包括古典的、现代的，怎么变成“一张白纸”了？因为这千年文化的载体——知识精英都被改造、清洗了，精神上变成一张白纸，更不用说大批的文盲和半文盲了。在这张“白纸”上任凭一个人狂书乱画，踌躇满志。

马国川：可是，为什么知识分子愿意缴械，不要判断是非的标准？

资中筠：就是前面所说的，一个是因为爱国，相信它能够把中国搞好；第二个是因为“世界潮流”，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代表未来，资本主义阵营代表没落，当然要站在“历史潮流”一边。另外，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一种“劣根性”。除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优良传统外，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对于君主的歌颂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这也是古已有之的，最典型的话就是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不管贬到什么地方，就算要杀我，皇帝还是“天王圣明”！到后来，前一个传统没有了，就发扬了“颂圣文化”的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的不一样，即使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摆脱不了寄希望于“明君”的思想，总希望有一个“明君”出现可以救中国。所以，思想改造运动之后，“颂圣文化”大大地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