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此消彼长，而且“颂圣文化”越来越发达。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资中筠：现在更糟糕的是，家国情怀淡薄了，除了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忍不住地要忧国忧民之外，随着年龄段的降低，所谓的家国情怀越来越淡薄。因为人们可以用脚投票，不一定非得终老于这片土地上，此处不合适，我还可以到别处去发展——全球化时代里，全球人才流动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种选择机会的增强反而助长了某些人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以前的那种愚忠不一样了，现在就是心安理得地当两面派，明知道是假的，没什么关系，我今天在这里，就颂你一天，只要给我好处就行，明天我不在这里了，到外头去骂你也行。

马国川：完全功利化了。

资中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一边的思想禁锢毫不放松，一边是有利可图的商业大潮，两下夹击，就造成“逼良为娼”的效果，良知和骨气都消解了。再加上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高，还可以自豪一阵子。现在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危机感，也自以为不再需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更加愿意粉饰太平，所谓歌颂盛世。现在的“颂”不一定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是夸大外部的威胁，所谓“某某亡我之心不死”，二者殊途同归，就是矛头对外来掩盖内部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和真正的危机。

马国川：所以，现在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大大地降低了。

资中筠：当年那些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对正义的要求比较高，对国民党的那点儿腐败简直受不了，觉得社会非常黑暗。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已经麻木了，正义感已经非常淡薄了，对过去不可容忍的事习以为常。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再启蒙”时期，理想主义被唤起来了，人们思想活跃，留下一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可惜，“再启蒙”时期太短，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点儿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说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一方面觉得犯不上，另一方面也没有信心。

马国川：所以，一些学者公开对民主表示质疑，你看中国人不是过得挺好吗，民主有什么用？

资中筠：所以，现在我感觉到沮丧和失望，我发现，最关心现实、最敏感的倒是80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来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这代人都有这个习惯，非得去关心社会正义、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远处多想一点儿，就忧心忡忡。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种共识和道义的压力。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奇怪，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是为专制主义服务。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是很好的啊，甚至于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