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而且现在一些人好像不是在“颂圣”，而是摆出一副替百姓着想的姿态，声称搞民主会乱，现在得到的可能也会失去。台湾不是乱了吗？

资中筠：其实台湾自蒋经国走出那一步以后比以前进步多了。台湾民主正在成熟起来，而且国民党也在实现向现代政党的转型。我观察过婴儿翻身，七八个月的时候要翻过来，总是翻不过来，啪嗒一下又趴下去了，但是小孩慢慢长大后，一定会翻过来的。现在我们就是老翻不过去，翻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又退回去了，就差这一步翻不过去。

马国川：所以说，中国改革又到了关键时刻。

资中筠：我原来曾经寄希望于民营企业家。我认为，民营资本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他们的自然诉求一定是要推动建立健康的市场体系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其实，在20世纪30～40年代，许多民族资本家都是有理念的，而且他们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前进。本来我曾经认为，等到民营资本壮大起来之后，也会往这方面做。而且第二代的民营企业家好多是“海归”，应该有一些现代理念。可是现在我发现情况令我失望。他们要生存，非得跟权力勾结不可。那些勾结不上的，就没有安全感，不想好好发展，而是想乘着政策还允许，赚一大笔钱，看情况不妙就逃了，连创品牌的志气都没有。

马国川：要么与权力勾结，要么远走高飞。

资中筠：为什么我父亲对国民党那么有意见？因为国民党利用权力与民争利。例如他最好的朋友范旭东是被宋子文气死的。抗战胜利后，范旭东恢复他的企业“久大”，要进口一批美国淘汰下来的设备，需要中国银行担保外汇，宋子文提出来的条件是他要控股，范旭东知道被控股就完了，一下子得了脑溢血。

现在，有的企业家想捐钱自己搞基金会，做公益事业，要合法登记很困难，钱只能捐给政府和官办的基金会。这一轮的国进民退，又威胁、打击了好多比较有思想的企业家。想收购就收购，想控股就控股，民营企业家能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能有长久的事业心吗？虽然也有个别的企业家在努力寻找空间做事，但是难啊，有人感叹说，他们是在“钻空子做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