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大学毕业的资中筠和她的同学冯钟璞（即后来的作家宗璞）一起分配到“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工作。可是不到半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一直被认为是进步人士的资耀华一夜之间成为“奸商”，《天津日报》大标题说“大奸商资耀华拒不坦白”。

资中筠成为被“帮助”的对象，单位党组织动员她划清界限。“当时我的心情是这样，第一，党永远是对的。这个大前提我不动摇，但是我想不出来我父亲怎么会成为奸商？他工作的事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也从来不在家里头说什么，可是他的为人无论如何与‘奸’字连不起来。后来我就表态说，我服从组织的任何结论。可是他们说我态度消极。”

资中筠把所有的家信都交了出来，实际上父亲极少写信，都是母亲的信，除了嘘寒问暖就是鼓励好好工作之类。这过不了关。一个中学同学登报声明与资本家父亲脱离关系，使她受到启发，她也要求登报脱离关系。可是“组织上”说，这违反政策，并不希望她这样做。

这场煎熬历时半年。忽然又说资耀华没问题了，结论说他是“完全守法”，不久，资耀华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从此这位正值盛年的银行家埋头整理近代货币金融史料工作。

整的时候大张旗鼓，等到落实政策的时候却静悄悄的，所以资中筠并不知道父亲何时“落实政策”，何时来北京，因为她几乎和家里完全脱离了联系，凡是给家里写信，就得给单位审查，于是不再通信。后来还是从妹妹那里得知父母居住在北京，她才回家看望。虽然父母对她一如既往，但是“从此我跟他们的关系就疏远了，亲情无法再同以前一样。父亲在家中更沉默了”。

四

1952年，资中筠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这是和工会、青年团、妇联并列的所谓“群众团体”，当时并称“工青妇和”。这几个组织都有国际部，负责国际交往，而“和大”本身则主要就是从事国际工作的。资中筠在国际联络部，主要从事翻译和文书的工作。她曾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的助手及翻译，常驻维也纳三年。

资中筠感到非常幸运，特殊的工作让她逃脱了“反右运动”。“我出国之前，已经在开始学习‘娜斯佳精神’，娜斯佳是苏联的共青团员，特别敢提意见。学习娜斯佳精神就是号召大家敢提意见。‘和大’的青年团组织专门开会讨论给领导提什么意见，这就是‘鸣放’的开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被派出去了。”否则以她的性格，一定会积极、直率地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