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资中筠暂时回国休假，“反右”开始了。资中筠发现，有好多原来的同事年轻人正在被批判，（后来有些人被戴上“右派帽子”，命运很惨）。幸运的是，资中筠只参加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其间还匆匆与陈乐民结了婚，又被一起派出国去了。资中筠反思说：“如果我先在国内，一定参加‘鸣放’，我很可能变成右派，因为我对党是无所保留的。假如没参加‘鸣放’，‘反右’运动中留在国内，我又很有可能变成积极分子，批判别人。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没脑子，只知道紧跟。所以我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既没有变成右派，也没有做现在想起来对不起人的事。”

1958年在国外的资中筠听说国内“大跃进”，异常兴奋，想象着国内的大好形势，而自己不能躬逢其盛，太遗憾了。1959年又听说国内遭遇“自然灾害”了，物质匮乏，开始实行粮食定量。“我们在国外养尊处优，很惭愧，于是乎就申请回国，要求跟国内的人们一起同甘共苦。”

资中筠和丈夫陈乐民一起奉调回国时，遍地的小高炉早已熄了火。陈乐民主动要求下放农村锻炼，“因为当时在国外工作的人，虽然是组织上派出去的，可是都认为没有跟劳动人民在一起，缺了这一课，老被认为没改造好。”

资中筠正巧怀孕就没有下去。在河北农村工作的陈乐民亲身体验了大饥荒中农村的困难生活，每天只有不到4两的带糠的口粮，人人都营养不良。陈乐民有一次饿晕了，滚到沟里去，幸亏被老乡给救起来，送到县城医院打营养针。资中筠慨叹道：“他是中央下放的干部，不能让他饿死，可是老乡就不知道饿死多少。”

当时在北京城的资中筠也浮肿了，早上一起来眼睛就睁不开，身上一摁一个坑。可是她没有抱怨，“上面说是自然灾害，就是自然灾害，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更没有怀疑过政策上有什么错误，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

因工作需要，资中筠仍然不断出国，只要出国一个星期，浮肿就消。但是在国内外生活的对比中，资中筠也没有丝毫怀疑，因为“预防针”打得足足的，“虽然住高级旅馆，吃奶油面包，但是‘信念”和‘立场’没有丝毫动摇”。当时因大家食不果腹，上面有减少工作时间的指示，但是资中筠所从事的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仍然十分繁重，整晚整晚地开夜车，使她因营养不良且劳累过度而终于病倒，到1964年不得不完全中止工作，治疗、休养。休养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