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我跟河合先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即使在2002年1月就任日本文化厅长官日理万机的日子里，河合先生都会接受我请求见面的预约。我还曾经应邀与时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先生一起，在2003年9月出席了日本心理临床学会第二十二届大会，并与河合先生同台举办中日心理临床的讨论会，也邀请过河合先生访问北京。此外，河合先生还参加了2004年在北京举办的ICP国际心理学大会。

我最后一次见到河合先生，是拙著《箱庭疗法》出版之后的2006年6月16日。如吴倩在译者序中所说的那样，他拿到我刚出版的大部头《箱庭疗法》后非常开心，在上面写上了“祝出版，无为而化”，还挥毫赠言“日日是好日”，这些都已经成为我的珍宝。而实际上，当时河合先生正承受着高松塚古坟壁画保护问题的巨大压力，他很欢喜我的到来可以分散一点儿压力，还表示2007年1月卸任文化厅长官之后很愿意跟随我到中国来介绍和传播箱庭疗法。但不幸的是，2006年8月17日，他因脑梗死而倒下并处于昏迷状态。2006年11月1日，他辞去文化厅长官一职，2007年1月17日正式卸任，2007年7月19日去世，享年79岁。

因此，今天我是带着对河合先生的感恩、爱戴和思念之情写的这篇小文，眼中不免泪花闪烁。我标榜自己是河合先生的追随者，这种追随已经超越了国籍和文化的差异。他的心理临床理念，特别是他在送给我的书中写的“心理临床的基本是听”，已经成为我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中的座右铭，而我所倡导的“人文关怀，明心见性，以心传心，无为而化”和“陪伴，欣赏，倾听”“不分析，不解释”的箱庭疗法的精髓以及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念，也正是河合先生的心理临床思想的发展延续，以及西方式的心理咨询在中国的变通。

我想，妨碍我们人生幸福的最大障碍，莫过于因我们身边的人的去世而产生的丧失体验。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死亡，不管是自己还是亲人，都可以说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危机。由此必然带来哀伤，而哀伤一定要处理，这也是我的持论。如前所述，在我见到河合先生两个月之后，河合先生就倒下了，而我连表达我的慰问和哀伤的机会都没有。尽管一年以后我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盛大悼念活动，但还是感到我的哀伤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在写此文的过程中，我流泪了，泪水很好地处理了我的哀伤，也给了我巨大人生的资源和生命的滋养。发自内心地感恩河合先生，当然还有译者吴倩，以及出版编辑。我有自信，将这样一本好书推荐给各位读者！

是为序。张日昇（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3年1月2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