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 

每隔几个月，我和黛博拉会带爸爸妈妈去高级餐厅吃饭。一进餐厅，看到名女服务员，爸爸就会抓过来，也不管她是不是为我们服务的，大声对她说：“宝贝儿，什么都别做，先给我来点威士忌，占边威士忌加可乐，不要太多可乐！”

我记得一天晚上在一家餐厅里，我厌倦了他对妈妈如此不尊重，就在脸上写满了厌恶。他回头看看我，满脸困惑，仿佛我是从陌生世界来的外星人。

“你就这么讨厌喝酒吗？”他问，以为这就是引起我厌恶感的原因。

“没有，爸爸。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喝点。”

“那你为何不跟你老爹一起喝呢？你觉得自己酒量太好了？”

我从不让他见到我喝一口酒。有那么几年，我甚至戒了酒。那时正上高中的卡森几乎是个完美的孩子，有一次却喝得醉醺醺的从学校回来，拿着从卡那库克训练营得来的船桨把自己的房间砸得一片狼藉。自那之后，我就戒了酒。等我确定自己对酒精没有了渴望，我就允许自己在丰盛的大餐上小啜一点。

1975年，我在沃思堡做投行工作的时候，做成了第一笔艺术品交易。很快我就骄傲自大起来。1986年，我们决定搬到达拉斯，以便我能更好地开展业务，并能真正地被艺术界的精英所接受。

从那时开始，我和黛博拉之间就有了隔阂。我在艺术的世界里拼搏，收藏一衣柜的阿玛尼西装和用各种兽皮纯手工制作的定制皮靴；而黛博拉开始了她的信仰之旅，开始追求一种充满热情的精神生活，她照顾患有艾滋病的孩子，一连好几个小时跪在地上祈祷。

这些日子对黛博拉来说很孤独。在达拉斯，她很难找到朋友愿意跟她一起冒险深入精神的海洋，大部分人（包括我）只乐意在岸边看着。有些人偶尔会鼓起勇气走到浅水区，但是大部分人走到水没头顶的地方就害怕了。

我们刚搬到达拉斯的时候，黛博拉要为我们的孩子芮根和卡森以及他们学校的同学和老师祈福，所以她发起一个每周祷告小组，邀请卡森所在年级所有学生的妈妈参加。我犹记得当黛博拉看到附近街区的几位妈妈接到邀请却不愿意参加的时候，她是多么困惑。很多时候，根本就没人来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