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除了这些因素，印度本身也已经发生改变了。现在的印度有一种新的自信，印度人不再需要他们跑到国外的亲戚了。这个国家现在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不太像殖民地了，有了自己的逻辑和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现在变成我来适应它了，我宣布自己是印度人，但是印度人不再争先恐后地说我是印度人了。我渐渐意识到儿时那些为期两周的冬季探亲旅行已经属于一个逝去的年代，那时候印度人与世界隔绝而且环境很不稳定，那时候的生活都是以家庭为背景展开的，在那种情况下，爱是想当然的事。

“那些20 世纪60 年代移民美国的怀疑者们再也不知道自己的心在哪儿，或者家在哪儿。”走红的报纸专栏作家绍哈德（Shobhaa Dé ）在她最近出版的《超级巨星印度》（Superstar India ）一书中说，“‘我们是美国人。’他们过去常这么吹嘘，骄傲地向我们这些物资匮乏、贫困的印度人讲述美国的辉煌。他们拿着工作许可证和绿卡来到印度，进行一年一度的‘亲近祖国’之旅，牢骚和抱怨常挂在嘴边……由于自己缺乏勇气和胆量去那片富饶的土地上开拓新生，我们这些人感觉自己低了好几头。”现在，她特别指出，离开的人们的下一代正回到印度，因为西方国家的“盛宴已经结束”。“但十分遗憾，”她说，“印度的机会不属于迟来的人。” 我儿时对印度最清楚的印象，是我父母如果留在印度就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当然，这样的观念是利己的，因为这为我们移民提供了借口。但是以我父亲为例，他曾经是一名管理顾问，后来显示出大师级作家的才能，还是一名善于把握学生心理的老师，我知道如果他一直待在印度，他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做这种职业。在印度，父亲是工程师，儿子也成了工程师。他们根本就不会质疑。同样，我母亲在美国发现了一种新的自由，生活是由自己塑造而不是由别人来安排的。

她在印度几乎不知道怎么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地生活和安排时间。年长的亲戚们会评价她的肤色。她会因为吃错了东西挨批评，因为民间传统相信饮食习惯会引起某种疾病。在美国，没有人评判她或对她进行监督，我父亲会很快吃掉她做的饭，根本不会注意她吃的是不是也和自己的一样，而我母亲发现自己陶醉于各种新鲜食物的味道中。

我父母是在法语培训班认识的，班上学生只有他们两个。父亲根本没学过法语但需要在工作中使用，为的是向非洲的法语国家出售卡车和巴士；母亲大学主修法语，上培训班只是为了提高口语能力。父亲虽然什么都不懂但却常常举手，所以成了老师的宠儿，而母亲虽然什么都知道，却总是静静地坐着，看着这个热情上进的工程师。她最大的表示也只是让家里的司机每天把汽车停在父亲等车的公交车站，让他搭车。父亲可不像她那么克制。他一次次地邀她出来，虽然每次都遭到拒绝。

有一天他把自己从商学院拿的金牌带到课堂上，神秘地从衣兜里拿出来给她看。她报以微笑，对他刮目相看，但也仅此而已。

母亲的羞怯是有理由的。她来自印度最北边的旁遮普，他则来自最南端的泰米尔。她从一开始就告诉自己，他们之间根本不可能。即使她心中十分渴望，但她知道最后将无果而终。他们来自不同的世界，她不想让这个好男人为自己空耗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