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20 世纪70 年代，他在孟买的塔塔（Tata ）集团出口部任职。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社会和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大规模的民间动荡推动总理英迪拉·甘地暂停宪法，自己掌控国家事务。社会气氛十分紧张；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正在进行，反对党领导人被关进监狱，抗议遭到镇压。但促使父亲离开的不是政治因素，而是因为在一个混年头儿、讲资历的公司（那时候大部分印度公司都是如此）看不到未来。资历统治着一切，而不是才能。看到自己的上司早在20 年前就在排队等待，他不想一辈子变成他们那个样子。想到有些早晨自己冒着大雨去上班，而高管们却坐着公司的汽车疾驰驶过街上的一片汪洋，还将浑身湿透的新员工甩在后面，他的决心更坚定了。

他几乎是不经意间开始考虑美国的，因为没有人教过他要深思熟虑。他听说有人横渡大洋，有些朋友正申请去哈佛商学院读书。为什么我不去呢？在塔塔告别晚会上的照片中，他还是个年轻人，与后来经验丰富、老练世故的我父亲几乎判若两人。照片上的他笑吟吟的，身形消瘦，精神饱满，有一头卷曲的黑发。公司送他一件皮夹克作为临别赠礼，在我年轻的心看来，他即将开始自己真正的生活：在一个年轻大陆上的新的开始。

我母亲没有想办法挽留他。现在他走了，他经常从波士顿写信给她，她也回信。他们之间的友谊加深了。快毕业时他在克利夫兰找到一份工作，在上班前回印度过暑假。两年过去了，我父母的鱼雁传书取得了成效。那次旅行快结束时他最终向母亲求婚，她起初是大吃一惊，然后陷入沉默。在电影院的黑暗中，她感觉这短暂的沉默持续了好久，似乎过了好久才听到自己说：“好的。”她本来害怕父母会反对她和其他部族的人结婚，但父母比她想象中要开明得多，他们很看好我父亲的性格和教育背景。世界正在改变，哈佛毕业生不管家庭背景如何，现在仅凭自己就配得上他们的女儿。10 天后他们结婚了，地点在巴克塔瓦我外祖父母家里，因为仓促之间租不到场地。父亲婚后立即只身返回美国，而母亲则等了好几个月才拿到签证。这是她第一次走出国门，结果一去就是永远。

他们孤军奋战而令人刺激的探险就这样开始了。不久后母亲开着一辆红色的奥兹莫比尔在谢克海茨冰冷的车道上倒车，而这辆车比很多印度人的住处都大。不久后父亲操着印度口音为美国顶级公司的高管们提供咨询。他们一起学开车，在商场里购物，粉刷房子。附近居住的女人会停下来问我母亲她前额的红点是怎么回事，有人甚至认为是她那里出血了。她从一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邻居那里学会了制作奶酪蛋糕的配方，他们还发现了一家喜欢的家常餐馆，名叫东方之珠。他们平生头一次铲雪，他们还开始建立起一个家。

在我眼中，他们与印度本国人的明显区别是永远成长和自我更新。他们发现了自己民族音乐之外的新音乐，发现了自己食物以外的新食品。他们穿上新款的服装。他们沉浸在世界里。他们开明地接受更好的观念，放弃自己的旧观念。他们坚持应有的虔诚，放弃那些没有道理的迷信。他们不断地重塑自我，放弃旧我，重新开始。我父亲日后当了企业家，然后又做人力资源主管，在50 多岁时去读博士，后来又当上了教授。我母亲刚开始是一名家庭主妇，不久后学了陶艺，成了一名陶艺教师，后来又成了一名学校管理员。他们把我们从俄亥俄州带到巴黎，然后又回到俄亥俄州，后来又到了华盛顿特区的郊外。他们一直在自我更新，而且逐渐将这种更新视为生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