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印度来说，在全球繁荣时期增加支出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这笔支出在后危机时期还在持续增加。受到就业保障大受欢迎的鼓舞，印度政府现在计划为穷人提供相同金额的食品补贴。如果印度政府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印度或许会遭受巴西在20世纪70年代的命运，那时候巴西巨大的政府支出引发了恶性膨胀并抑制了私人投资，终结了巴西的经济繁荣。巴西所犯下的关键错误之一是让公共部门的工资与通胀挂钩，这导致工资与价格的螺旋式上涨。印度央行表达了对发生同样螺旋的担忧，《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所确保的工资收入在2011年已将农村地区的工资通胀推升到了15%。

在印度当前政局动荡的背景之下，裙带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普遍的腐败由来已久，但这种情况现在发展到生意中的所有决定性因素都取决于与政府的恰当关系。当我在2010年9月份的《新闻周刊》国际版一篇名为“印度的致命缺陷”的封面文章中得出这一观察结论时，我被视为一个搅局者。政府高官告诉我，这种任人唯亲只是发展当中的一个正常阶段，他们还引用了19世纪美国强盗贵族时代的例子。当私下里被问到腐败问题时，印度总理辛格恐怕会告诉人们不要一再地关注这个问题，这会损害印度的形象。

从2010年开始，腐败问题以一系列备受瞩目的丑闻而爆发，从电信频谱的销售操纵，到印度为这一年的英联邦运动会建造的质量低劣的设施。印度在透明国际组织的廉洁国家年度调查中的排名，从2007年的第74位下降到2010年所有178个国家中的第88位。印度正在接近拉丁美洲和部分东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情形，当时这些国家开始形成反对经济改革的一股反弹力量，因为任何经济开放似乎都是让特定的一小部分人获益。中产阶级极度不满的萌芽在2011年开始出现，很多城市居民开始集结在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雷的身后，这位活动家从抗议腐败的绝食者，迅速转变为一场能够令国会瘫痪并摧毁商业信心的民间运动领导者。

空地比电影明星更具吸引力

一旦新兴国家的企业开始把触角伸向国外，将会被普遍认为是整个国家跨出的一大步。但是很多印度企业之所以开始走向海外，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在印度国内做生意的各种问题。因为政府索贿的增加，德里和孟买的生意人比以往更加痛苦地抱怨在印度开展一项新业务的成本急剧上升。印度企业的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例已从2008年的17%下降到现在的13%。

当印度需要企业家更加积极地在国内进行投资，从而让印度实现8%~9%的经济增长目标时，这些企业家却把目光转向了国外。所有印度公司的海外业务在公司整体利润中的占比超过10%，而5年以前仅有2%。考虑到国内市场的潜力，印度公司应该不需要寻求海外市场带来的增长。（以当地标准计算， 2010年有超过1/3的印度家庭拥有相当于2 000~4 200美元的中产阶级收入，而2002年这个比例是22%。）印度前50家企业中现在恰好有超过一半的利润依赖出口、全球商品价格和国际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