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具有传染性。媒体在这一点尤为明显。最快速的媒体，比如数字电视节目与互联网报纸，正在被印刷类媒体仿效。文章日益变短，其承载的信息更清楚，但分析却越来越少。电台里专门的新闻频道吹嘘每小时都会更新新闻，无线上网手机可以代表当代大众媒体的快速特征。这类设备的屏幕比普通手机大两倍，可以直接与互联网连接。比如，人们能够用它查询股票交易行情、当晚的电影节目、头条新闻和电子邮件，还有不断更新的新闻摘要。过去，人们只有等到晚上，才能从电视上看到最新的消息。

这一类技术要得到广泛的传播并非不可能。在信息过剩的时代，每个人可能都能拿出10 秒的空闲时间，但能拥有整整一分钟闲暇时间的人并不多。因此，最快最紧凑的媒体就有竞争优势。信息革命的一般原则是，同样的事物需要在快慢之间进行“公平自由”的竞争，结果往往是快者获胜。问题是竞争过程中容易损失什么。若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背景及理解能力。事后产生的想法往往被称为可信性。因此，编辑一份可靠性高的日报并且始终吸引读者，的确是很难的事。但是，正如一位主营单幅海报的资深编辑在街头与我进行快速而零碎的谈话时所言：无线网络报纸的编辑，由于需要不断更新新闻，因此主要靠的是想象！发布新闻之前，编辑没有足够的时间打字，因此需要不断修改。这种情形就是我接下来要谈的问题。

拉莫内宣称，过去30 年生产的信息相当于之前5000 年的信息总量。他举例说明了这一点：“《纽约时报》周末版包含的信息，就比18 世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毕生所学的知识还多。”

今日人们演奏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交响曲》，是否比200 年前演奏得更快，我无法知晓。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仅仅在20 世纪，其演奏速度就明显得到了提高。最近，政治科学家研究了挪威国会每年财政辩论的发展历程，并对1945 至1995 年间大选演讲的速度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945 年竞选演讲的平均语速是每分钟584 个音素。1980 年，每分钟的音素量提高到了772 个，而1995 年的音素量则为863 个。换句话说，与20 世纪40 年代相比，1995 年的演讲速度提高了近50%。

我们不妨举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一栋古老珍贵却遭受过轻微毁损的房子，住在里面的人决定粉刷一下洗手间。这人虽然穷一点，但还是想过得更幸福一些。按照联合国的财政预算赤字，他发现厨房实在破败需要修整。于是，他开始拆除旧的厨具设备，并不断地打电话给水管工与泥瓦匠，其过程令人甚为沮丧。几乎与此同时，他发现房屋的墙壁损坏得实在厉害，很有必要对卧室重新粉刷并更换地板。速度的传染性与此类似。

如果一个人习惯了某区域的速度，对速度的渴望会蔓延到新的领域。机场快巴抵达公交站台的速度越快，等待每隔5 分钟一趟的公交感觉的时间越久。正如计算机网络已经变快一样，许多人已经习惯了网络连接所需的等待时间，实际上这往往只是很短的时间。即使是我们按下键盘，就能看到网页的内容，我们也不一定满意。期间所需的等待时间——几年前的10 秒与今日的2 秒，一样让人们无法接受。

这个原则具有一般有效性。坐飞机从奥斯陆到哥本哈根，需要40分钟的时间，此时若耽搁15 分钟就会完全不同。若选择乘坐轮船，穿越斯卡格拉克海峡需要整整一晚的时间，这样，早到或晚到15 分钟就没有多大的差别，这是由于轮船的速度不利于精细的省时计划。其他的活动可以等待。换句话说，不管是人还是生活领域，快速的时间都具有传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