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活天生是慢速的，很难适合当前的时代。专横的时间已经进入亲密的空间，不管人们在道德上如何评定这件事，生活伴侣的频繁更改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传统的基督徒坚守“到死也不分离”的信念，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阀：只有丧偶才能摆脱束缚并自由地再婚。以前，对大部分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婚姻具有持久性，尤其具有慢速的特性。印度人习惯家庭包办婚姻，也不会轻易离婚，他们经常会说：“西方人恋爱达到沸点时就结婚，随后温度逐年下降。我们结婚前互不认识，双方感情相当冷淡。但是结婚之后，夫妻感情就如低热电水壶里的水温一般缓慢上升。”与小说、论文或电视剧一样，婚姻的逻辑表明印度人的模式优于西方人的模式：它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阶段，每一阶段都要建立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之上。无论日子是好是坏，夫妻一起共同面对，最终他们都会变老，出现恼人的怪癖，并且慢慢秃顶变胖，甚至皮肤出现很多皱纹。另一方面，的确可以看见小草越长越绿。然而，当变更配偶的门槛降低时，就会出现很多结果，其中之一是，许多人永远无法经历亲密关系的特殊阶段。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退回起点，不眠之夜带着新冲动、跳动的心和不稳定性；最终，他们会有新的孩子、新配偶的父母、新的住房贷款以及到宜家家居里挑选家具的繁复（至少我有过此经历）的路程，并因基督徒的习俗是否合法引发新的争吵等等。就此而言，一夫一妻制是现存生活趋势的最佳例证，在世纪之交正以很快的速度发生变化。我们乐颠颠地回到起点，经常为自己有能力“保持年轻”而骄傲，成熟已经成了一个古怪的概念。

婚姻承受的直接压力来自于专横的时间。它需要未经调停的即时满足，并需要一直有新鲜的和更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会对与历史、连通性和持续性有关的价值观产生不利的影响。家庭内外都有压力。婚姻的解体是很容易计量的家庭压力一部分；新工作及与之相连的加速度含义，是将家庭生活贬谪为一个剩余范畴，各种空闲的时间都被手头各类活动充满。由于家庭已经“缺乏功能”（30 年来社会学家一直为此感叹），在新经济范围内，很难理解家庭究竟是为了什么。举一个稍微不同的例子，布里奇特·琼斯(Bridget Jones) 与霍恩比式（Nick Hornby）人物特性——分别代表不成熟的男女彼得·潘们，通常要到30 岁才能逐渐成长起来。

在功能上，家庭存在着很多的不固定性，许多父母的主要活动是将家庭时间进行工业化管理。例如，你今天带一个孩子去学小提琴，我带另一个去幼儿园。如果你带他们一起去乡下过周末，我就开始认真处理某些事情，下周就可以由我带他们去我父母那里。今天你待在家里，我就可以出去开会。明天早上我早点上班，你就可以星期四早点上班。好了，一言为定！

按照这样的方式，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这需要生产线的管理方式——同时工作的安排日益多样化和苛刻，需要个人履行的承诺也要丰富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