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对时间安排的商议，可以采用无可挑剔的民主方式——至少是在原本的竞争上有所进步：从无情的经济斗争到政治妥协，这种方法可以视为旧式家长制的进步。不足的是，很难给家庭生活赋予一种深远的意义，其中，日常时间预算的平衡，已经成了主要的成分。我更相信对于家庭而言，一段较长的持续缓慢的时间非常重要，因此与其他的社会领域相比，家庭要承受更强的压力。许多新经济的雇主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喜欢雇佣单身人士，有需要时就可以劝他们或多或少地加班工作。甚至，他们会为员工配备一个新的手机，并且预存好话费，以便周末还能给员工打电话，要求他们立刻与办公室联系。

在此背景下，当代家庭的外部框架是瞬间的逻辑，它与家庭的逻辑特点正好相反。家庭生活既非劳动密集型，也非资本密集型，但却是时间密集型。具有嘲讽意味的是，与孩子待在一起的高质量黄金时间，是忙碌的父母每晚睡前与孩子一起享受的15 分钟。父母参与严厉而苛刻的劳动力市场，工作与休闲的差别逐渐模糊，同时性别角色也不稳定并具有争议（没有人可以毫不含糊地分清好男人和好女人的意思），因此很难找到一个现有的节奏，使家庭生活具备特殊的质量——缓慢、自然发展和信任，这可以使家庭兴旺繁荣。

这些考虑并没有独到之处。然而，家庭作为生活的形式，需要面对由专横的时间造成的其他非理论化问题。

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知识的传播。它不仅影响到父母，还会影响从小学到大学各层次的教师。当文化迅速变迁时，某些人认为过快的速度会使文化失去立足点，这就不容易看到年轻人该从父母一辈那里学什么。父母基于多年生活的经验所积累的智慧，并不一定与年轻人有关。20 世纪40 年代出生的人，怎么可能教70 年代出生的人如何使用计算机呢？一个40 岁的人该怎样苦思冥想，才能向15 岁的孩子解释多种族的问题？在孩子上大学之前，父母怎么会知道去远东和拉丁美洲旅行的重要性呢？为何正常的青春期少女不得不每天给朋友们发送短信保持联系而不被社会隔离？认为政治是社会变迁的手段，又有多愚蠢呢？社会改变得越快，容纳的事情越多，代际之间文化传递的问题就越多。或者还可列举一个不同的例子：儿童与青少年可以逐渐自由地改变自身的价值观以及他们所认为的有意义的生活，把不同种类的知识碎片汇总在一起，从学校老师所教导的知识到最新版的任天堂游戏。持续性和连贯性遭遇失败，自发性与创新性占据上风。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乐高积木脱离了任何指令系统。不管是好是坏，它自然而然都依赖于内容。只有当人们缺乏价值观或忽视对问题的反思时，才会认真地思考创新本身是否是一件好事。可是，毒气室也是一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