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99 年在联合国对小孩教育的调查研究中，一个5 岁的小孩接受访谈时说：“我从来不去玩。因为总有人说快点，我讨厌匆匆忙忙。”总的看来，这两个案例表明了当今同时存在的两种对立趋势：别人的缓慢引起的坐立不安，以及外部对速度和效率的需求造成的挫折感。

两个小孩的观点之间的差别，自然已经被包含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中：德国的9 岁男孩（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能够调整自己的速度，而5岁女孩的节奏则完全由外界决定。解决方案是有意识地管理自己节奏的变化。

很多事情人们永远也不需要知道。如果人们一天有几次能够做一些有趣的事，就会对自己更满意。大多数事情人们无需了解，即使是极好的东西。在这种背景下，比其他任何事情更重要的是，给自己的口味、价值观、兴趣和直觉装上健全而有效的过滤器。顺便说一句，这些东西只能够缓慢地获得。

为了让慢速的时间留存下来，不仅仅需要这些个人训练的项目，还需要政府、贸易组织、雇主组织、政治家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必须将其嵌入社会的结构之中。仅仅呼吁每个人具有良好的心愿，还远远不够。好的愿望不受约束也无法托付给他人，迟早都会被制度系统埋没。人们很容易而且可以自由地伸出食指，说现在自己离线的时间多，很少看乏味的电视剧，读了一些好的老式期刊，不再写很多电子邮件，关掉了手机，乘坐火车而不是飞机去旅行，与小孩和老人呆上足够长的时间。虽然这方面的箴言具有较高的价值，但很明显它们也是有限的。如果要从根本上限制信息社会的副作用，就需要社会优先权。要是政治家、官员和企业主能够意识到，我们目前有一个黄金的机会，可以从快慢两个世界中获得最好的东西——如果我们只看到其中一个，那么我们将失去无法估量的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正像19 世纪工人阶级为了使工业制度为末端服务（不仅仅是为资本家服务）而不得不耐心并强硬地斗争一样，我们这个时代的斗争是为了稀缺的资源——慢速，这将导致更大的对抗。可能因为技术专家（包括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大笔的金钱都处于错误的一方，他们在效率上共享一个价值体系，几乎将其视为一种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