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生活是非凡的。他的死亡也是非凡的：他因为腐蚀雅典青年以及其他莫须有的违法行为，而被他的同胞认定有罪，因此被判处服毒的死刑。他本来可以用乞求法庭宽恕的方式或者在审判宣布时逃离的行径来逃避对他的惩罚。然而他的哲学准则却不允许他这样做。苏格拉底死后，他的许多追随者不仅继续从事哲学活动，而且还吸引了很多他们自己的追随者。他最有名的学生柏拉图（Plato），创立了他自己的哲学学校，称为“柏拉图的学园”，亚里斯提卜（Aristippus）创立了昔勒尼学派，尤克里德斯（Euclides）创立了麦加拉学派，菲多（Phaedo）创立了伊黎安学派，安提西尼（Antisthenes）创立了犬儒学派。苏格拉底生前仅为涓涓细流的哲学活动在他死后却成了名副其实的汤汤大河。

为什么这种对哲学的兴趣大爆炸会发生呢？部分是因为苏格拉底改变了哲学问题的焦点。苏格拉底之前，哲学家们主要感兴趣的是解释他们周围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现象——他们感兴趣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虽然苏格拉底还是一个年轻人时就学习了科学，但是他放弃了科学，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人类的状况上。正如罗马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Cicero）所说的那样，苏格拉底是“把哲学从天上拉下来，将她置于人类的城市，将她带到人们的家里，并迫使她问及有关生命和道德以及善恶问题的第一人”。古典学者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以类似的言辞描述了苏格拉底哲学的意义：“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是从发现自然开始的；苏格拉底的哲学则是从发现人类的灵魂开始的。”

为什么苏格拉底在死去了24个世纪之后仍然是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呢？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哲学发现，毕竟他的哲学结论基本上是否定性的：他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而是因为他允许他的生活方式被他的哲学思考影响的程度。的确，根据哲学家路易斯·E. 内维亚（Luis E. Navia）的说法，“在苏格拉底身上，我们碰到了一个比在其他任何重要的哲学家身上都要明显的例子：他是一个在生活中能够把理论上和思考上的关注同日常活动融为一体的人。”内维亚把他描绘成“既在思想上也在行动上进行哲学活动的名副其实的楷模”。

可以推测到的是，那些被吸引到苏格拉底这里的人，一些主要是被他的论理打动的，而另一些则是被他的生活方式打动。柏拉图就属于前一种人；在他的学园中，他更感兴趣于探索哲学理论，而不是给予生活方式上的忠告。相反，安提西尼是最受苏格拉底生活方式影响的人，他所创立的犬儒学派就回避哲学论理，而把主要的焦点集中在劝勉人们必须做什么事情以便能够获得幸福的生活。

似乎苏格拉底一死，他就裂变为柏拉图和安提西尼了。柏拉图继承了他对理论的兴趣，而安提西尼则继承了他对过好生活的关心。假使哲学的两个方面在随后的两千多年中都得以昌盛，那无疑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因为人们既可以从哲学论理中受益，也可以从哲学在自己生活的运用中受益。然而遗憾的是，虽然哲学在理论方面得以昌盛，但是在实践方面却变得枯萎了。在一个如同古代波斯一样的专制政府之下，写字、读书和做算术的能力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是重要的，但是说服他人的能力就不那么重要。官员们只需要发布命令，那些在他们权力之下的人会毫不犹豫地执行这些命令。然而在希腊和罗马，民主的兴起意味着那些能够说服他人的人最有可能在政治或法律的生涯中取得成功。部分地因为这个原因，希腊和罗马的富裕父母在孩子完成中学学业后，就替他们寻找能够帮助他们开发游说能力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