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父母可能会找到诡辩家来服务。诡辩家的目标就是教学生们赢得辩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诡辩家们会教授各种各样的游说技能，既包括“晓之以理”也包括“动之以情”。他们尤其要让学生们懂得，无论是什么观点或主张，通过辩论来赞成或反对它，都是做得到的。除了开发学生的辩论技巧之外，诡辩家们还开发学生的说话技巧，以便他们能够将自己头脑中的论辩表达出来。

父母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寻求哲学家的服务。和诡辩家一样，哲学家们也要教授辩论的技巧。但是和诡辩家不同的是，哲学家们回避煽情。还有，哲学家们认为，除了教学生如何劝说之外，还应该教他们怎样生活得更好。结果，就像历史学家H. I. 马罗（H. I. Marrou）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在他们的教学中强调了“教育的道德方面以及对个性和内在生活的发掘”。在教学的过程中，许多哲学家向他们的学生提供了一种人生哲学：教他们生活中什么事情值得追求，以及如何追求才是最适宜的方法。

有些想让孩子接受哲学教育的父母会雇来一名哲学家当家庭教师。例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受雇于马其顿的菲利普国王（King Philip），为亚历山大（Alexander）做家庭教师。这个亚历山大后来成为了“亚历山大大帝”。支付不起家庭教师费用的父母会把他们的儿子——大概都不是女儿——送到一所哲学学校去。苏格拉底死后，这些学校变成了雅典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到了公元前二世纪，当罗马处于雅典文化的影响之下时，哲学学校也开始在罗马出现。令人感到惭愧的是，现在世上再也没有哲学学校了。当然哲学还是在学校里——更准确地说，是在大学的哲学系里教授的——但是哲学系所起到的文化作用和古代哲学学校所起到的作用是相当不同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在大学里注册哲学课程的学生，很少是为获取人生哲学的欲望所激发而学习的；相反，他们学习这些课程，是因为指导老师告诉他们，如果不学习这些课程就不能毕业。如果他们的确是想要寻求人生哲学，那么在大多数大学，他们都难以找到一门合适的课程。

虽然哲学学校属于过去的时代，但当今的人们却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需要人生哲学。问题是，他们到哪里去获得一种人生哲学呢？如果他们去当地大学哲学系的话，正如我解释过的那样，他们大概会失望。那么如果他们转向当地的教堂又会怎么样呢？牧师可能会告诉他们，要做一个好人他们必须做什么，也就是说，怎样才能达到道德上的无瑕。比如说，他们会得到教导，叫他们不要偷东西，不要撒谎，或者（在某些宗教中）不要堕胎。他们的牧师也许还会解释，他们必须做什么以便获得良好的来世：他们应该定期去做礼拜、祷告和（在有些宗教中）缴纳什一税。但是他们的牧师在他们必须做什么以获得良好的今生方面要说的可能却很少。的确，大多数宗教在告诉信徒他们必须做什么事情以便能够做到在道德上无瑕、进入天堂之后，却把生活中什么事情值得追求、什么事情不值得追求的问题留给他们自己做决定。这些宗教并没有发现一个努力工作以便能够买得起一幢宏伟大厦或者一辆昂贵跑车的信徒有什么错，只要他在这么做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当然，也没有发现一个要小屋而不要大厦、要自行车而不要跑车的信徒有什么不好。

如果宗教确实要就生活中什么事情值得或不值得追求的问题向信徒提供忠告，那么它们倾向于以这样一种低调的方式提出，以至于信徒会把它看成是关于如何生活的一项建议而不是一项指示，因此也就有可能忽略这个忠告。可以想象，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各种宗教的信徒所信奉的教义有所区别，他们最终却都抱有同样的即兴式人生哲学（也就是一种开明的享乐主义）的缘故。所以，尽管路德会信徒、浸信会信徒、犹太教徒、摩门教徒和天主教徒持有不同的宗教观点，但是出了教堂，他们彼此却惊人地相似。他们做着类似的工作，有着类似的抱负。他们住在大同小异的房子里；房子里的装修风格也很类似。无论时兴什么消费品，他们都报以同样程度的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