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美联储的底气也不是那么十足。尽管美联储的经济专家可以用专业辩论让坚持货币主义理论的弗里德曼哑口无言，但过去这15年来的现实却无可辩驳：通货膨胀一直在持续加剧，并且如果美联储能够及时加以控制，或许这样的局面并不会发生。

公开场合下的美联储官员还是要摆出一副戒备森严、事不关己的架势。可私下里的美联储内部，甚至是对弗里德曼的尖刻攻击嗤之以鼻的委员也不得不接受他的批评：从长期来看，美联储在某种程度上默许了通货膨胀的发生。无论是出于诚实地犯错，还是出于缺少坚定意志，总之美联储提供的货币量的确超过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美联储前调查主管、1980年受命于卡特总统就任美联储委员的莱尔·E·格拉姆利（Lyle E. Gramley）是美联储内部最德高望重的高层经济专家之一。就连他也不否认美联储的确有错： “回顾刚刚过去的15年，你会发现通货膨胀一直在加剧。尽管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可以肯定的是这段时期内的货币政策纵容了货币和信贷的快速增长。我不认为货币政策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推动力，我想这就很像70年代时美国向越南战争提供财政支持一样，当时油价震荡，政府对经济环境和工厂车间的监管力度极度膨胀。但你知道，如果通货膨胀超过20年依然在持续，那你就要不得不想一想最终的责任只能落在货币政策上。”

美联储对货币的勤恳管理会因一个基本的政治困境而变得极为复杂，即美联储的行为对实际经济产生的影响会不均匀发生，而这正是滋生犹疑和错误的温床。大多数经济学家承认，货币供给的大量增加所产生的首要结果是积极的，即会刺激经济活动的激增；但过多的货币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却不会即刻发生，而是不断延后，直到通货膨胀爆发。

经济学家产生的分歧在于：这两种影响到底会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发布后多久才会产生作用。例如，某些货币主义者坚称这二者的关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货币增长会在3个月到6个月内实现刺激实体经济加大产出，但它带来的相对利益和好处很快就会被可能在9个月到12个月后随即赶来的通货膨胀所抵消。还有人认为，二者何时到来并不会如此单纯和简单，这种滞后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其依赖于除货币之外的诸多其他因素。总之，这种时间上的不合拍给美联储的决策过程造成了一种永久性压力：虽然可以短暂营造一片快乐祥和的繁荣景象，却要甘冒日后出现经济混乱的风险。

显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抗拒不了这个诱惑：它想在保证日后不会出现消极后果的前提下提供给美国人们这种短期的满足、喜悦和希望。正如菲利普·科德韦尔所指出的： “美国社会并不会宽容我们这些委员。机动车委员会的作用是限制人们开车的速度，但仍有某些人会想尽办法开快车，因为他们还想让车走得更快。没有哪个总统会满意3%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使你向他解释如果保持3%的增长会对未来的美国人民有益。他会说：‘我还是喜欢5%，就让我的下一任去满足于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