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会合为什么到16世纪才开始，而西方的影响又为什么到19世纪才得以加强？解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记住，在19世纪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主流是朝着相互分离的方向发展的。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向西发展到罗马，随后又散布到整个西欧并传入美洲；而中华文明则孕育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长江流域，并随后传播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因此，这两个文明的主流不是彼此接近，而是越来越远。只有当其中的一个文明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技术，并为着自身的利益扩张到另一个文明地区时，这两个文明才得以会合。

固然，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两个文明之间曾有过一些时断时续的交往。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与其同时代欧洲的罗马帝国都已相互有所闻。中国人尊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公元73年到公元102年间，活跃于中亚地区的中国名将班超甚至派遣了一位使节甘英。去寻找罗马帝国，此人到达了波斯湾。其他一些交往包括：中国的丝绸输入了罗马，而在公元120年和公元166年罗马的杂耍艺人和商人则到达了中国。在唐代（618—907年），景教和伊斯兰教传入了中国；而且，在唐、宋（960—1279年）时期，阿拉伯人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也十分活跃。在元代（1280—1367年），威尼斯商人马菲奥?波罗（Maffio Polo）和尼科罗?波罗（Niccolo Polo）以及后者著名的儿子马可?波罗（Marco Polo），还有许多方济各会（Franciscan）传教士，都曾到过中国。在明代（1368—1643年），由郑和率领的远洋航海壮举，到达非洲东岸；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也在15世纪中传到了欧洲。可见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的许多世纪中，中国和西方之间已存在了一些零星的交往。但这两个文明的直接碰撞，还有待于其中的一个能够作出到达彼方的持续推进。

到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已充分具备了前往东方的地理知识和造船技术。葡萄牙人的航海远征，把一些探险家和殖民帝国的创建者带到了亚洲，商人和传教士也尾随而至，带来了西方世界的科学知识。东西方之间一种超出偶尔接触的经常性交往开始了，但这种交往仍然没有盛行到足以使这两个文明面对面地接触。欧洲还得等到工业革命以后才获得足够的力量作有力而持续地到达中国的努力。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在这场推进中遥遥领先，这并非偶然。很明显，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交会不可能发生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而这两个文明的直接碰撞也不可能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

1.2 “近代中国”形成的动力

理解任何历史时期的关键，在于找出决定该时期形态的主要动力。在近代中国，我们看到了几种发挥作用的强大动力，其中有些是明显的，有些则是潜藏的。首先，自然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兴衰。在清代，朝廷最为关注的，是如何维持其自身的权力。为了赢得汉人的善意和承认，清廷决意与中国传统秩序打成一片，保留了明朝的政体和社会制度，采纳理学为官方哲学，并吸纳汉人加入官僚机构，以一种二元首长体制（dyarchy）的形式与满人共事。另一方面，清廷大兴文字狱，惩罚讥讽异族统治的人；设立宗人府，监督满族显贵的出身、受业和婚姻；禁止满汉通婚，并严禁汉人迁居满洲，通过这些措施，努力维护满族的种族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