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学派，主要由一些较为传统的中国史学家组成如萧一山：《清代通史》，修订本（台北，1962年）；李守孔：《中国近代史》（台北，1961年）；李方晨：《中国近代史》（台北，1960年）。（他们的意见有些已开始为西方学者所认同）。他们对以鸦片战争是一个新时代开端此一观点提出挑战。他们认为：以明（1368—1643年）清（1644—1911年）两代交替时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那段时期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会来得恰当，因为，就内部事态而言，该时期适逢满族的兴起和清王朝的建立；就外部局势而言，这一时期西学开始传入中国。他们争辩说，尽管西方的影响在19世纪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但这只不过是两个半世纪前业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已，而且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多年时间，也难以体现一部四千年历史的近代时期。此外，界定近代中国起自于1600年前后的做法，可以使近代中国的开端与近代欧洲的开端趋于一致。

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从影响方面来看，19世纪西方的冲击在促使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上所起的作用，肯定比16、17世纪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到来所起的作用更为巨大。诚然，耶稣会士传入了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制图学和建筑学等西方科学，但他们的影响只局限于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少数士大夫。他们几乎没有给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带来任何影响，在这些方面仍然是传教士到来之前的那种模样。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一个学派的理由似乎很充足。

但是，如果我们对前期的机构制度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全面评判19世纪和20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首先对这种冲击的承受者有所了解。而且，鉴于西方和俄国在影响近代中国命运时，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们就更不应忽视中国与它们的早期交往所具有的意义，也不应忽略它们所采取的推进方式——西方海权国家从南面向上推进，而陆上大国俄国则从北面向下挺进，它们形成了一种钳形势态，目标直指中国的心脏北京。确实，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来看，16、17世纪欧洲人和俄罗斯人的来临，为19世纪西方的强烈活动铺平了道路。基于这些理由，后一种学派似乎也有可信的论据。

然而，我认为这两个学派可以通过折衷的方法得到调和。即使把鸦片战争界定为近代的起点，我们也仍需熟悉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这些形态制约了中国对19世纪外来挑战所作的反应。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传统中国转化为近代中国。但是，如果对原先的机制缺乏相当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转化的效果。

因此，对1600年到1800年间内政与外交的发展进程作概括性的探讨，将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近代中国提供必需的背景资料。在这段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思想状况，本质上仍然与过去两千年的情形颇为相同。其政体是一个由皇室统治的王朝；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以士绅阶层为核心；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了解了中国的这种传统状况，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评判19世纪中国在应付强烈的西方活动时所采取的行为举措了。这种折衷的方法保持了后一学派的历史完整性而又不损害前一学派的现实主义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