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1842年对西方开放之前的八十五年中，广州是惟一的对外贸易开放口岸，这段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基本上与广州贸易有关。

7.1单口贸易的缘起

广州位于帝国的南端，自唐代（618—907年）起一直是对外贸易的中心。明末清初时期，广州的贸易实际上由葡萄牙人垄断，正如第五章所述的那样，他们占据了澳门。其他国家的船舶和商人不得前去广州，只是极偶尔才获准进入。勇于进取的英国商人受阻于广州后，在其他地方寻找机会，他们与台湾的大明遗臣国姓爷郑成功及其子发展了关系，并且出售军火以换取在台湾和厦门经商的权利。

清廷受国姓爷对沿海地区侵袭的困扰，于是在1662年下令所有口岸禁绝对外贸易，而所有沿海居民则撤至距海岸30—50里的内地，以此来切断国姓爷的给养资源。但是，作为对外国商人的恩惠，澳门不受此令的约束；而广州虽然表面上关闭了口岸，却不怎么严格执行。随着1683年成功地统一台湾，清廷取消了海禁，并于1685年在广州、漳州（在福建）、宁波和云台山（在江苏）开设了海关。在这几个口岸中，广州是最繁荣的，不仅因为它有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还因为它位置最靠近中国人称之为“南洋”的东南亚。

作为一个老口岸，广州有诸多陈规积习，且腐败横行。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艘驶进广州港的船舶，核定应缴纳2，484两的高昂管理费，但经过与海关官员多方讨价还价，费用降至1，500两，其中1，200两为船钞，300两为付给“户部”（Hoppo，即粤海关监督）的规礼银（即所谓的感谢费）。这种不正规的勒索和地处亚热带的广州对英国毛纺织品需求量小的事实，促使东印度公司寻求在更北一些的口岸开展商务。英国人设想，如果有可能在茶丝产地的江浙地区做生意，商品采办的费用将会降低。于是，该公司于1698年在靠近宁波的定海设立了一间商馆（factory）——一种商务代理机构或贸易办事处，以卡奇普尔（Allen Catchpoole）为商馆领班。然而，事实证明宁波并不比广州好到哪里，这个地方也备受官府干涉、无理征课、毛纺织品需求弱小及当地商人经商资金匮乏等因素的困扰。东印度公司最终将兴趣转回了广州，1699年在那里开设了另一间商馆，并决定在1715年前后规范此地的贸易。东印度公司组织了一个“大班会社”（Council of Supercargoes）作为商馆的常设机构，该会社一直到1758年才由一个规模较小但效率更高的常设性“货头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由三名资深大班组成——取代，这个委员会协调并指导东印度公司的在华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