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办洋商业务的行商对洋船负全面的责任，他安排洋商住进合适的商馆，向他们推荐买办、通事、银师和仆役。行商没有责任卖掉所有承办船舶上的货物，而是认购其中的一部分，同时将余下的包给其他行商。事实上，根据公行最早的协议，一个行商不得包揽一艘洋船上货物总量的一半以上。比如，东印度公司购买货品时，依照股份按比例分与行商，浩官有十四股，而将其余的让给其他人，其他人有的只买下一股甚至半股。李守孔，第82页。可以想象，如果一切严格按程序进行的话，一艘洋船可在三周之内卸下货物并装上一船新货；但它往往要花上一个月或两个月时间才能办完上述的程序。一当他们的商务办完，洋人就须立即离开广州，或是回国，或是去澳门过冬。不过，出于对“适当洋商”的体谅，他们也会获准在交易季节过去之后仍然留在广州。

征税与交费前来中国贸易的商船要承担各色各样的苛捐杂税，主要分成三大类：船钞、各种“规礼”银、货物的关税。船钞的计算方法是：由前桅到后桅的长度乘以船腰的宽度再除以十，得出“船量”，即船的“丈量”单位。船舶分成三等，最大一等的船每丈量单位课以7777两的税银，中等船课以7142两，小船课以5两。与此相反，“规礼”银则是性质非常复杂的极其不正规的收费，包括开舱费、验舱费、银两秤量和成色的差额费，以及一大堆其他名目的勒索。在1726年官府接管规礼银之前，它们都落入了“户部”、丈量官员、银师和在场的其他人等的腰包——其时规银的报价由这些人随意确定。但在1727年，规银固定为1，950两，该数额一直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在1810年时，规礼和船钞将花去一艘一等大船约3，315银两，花去二等船约2，666银两。船舶不在广州抛锚而直接去澳门，要付大约一半的船钞和规礼，而且必须另外付2，520两给公行，以换取在公行地界之外交易的特权。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费，如在进港和出港时各付60元洋银给航路引水，400元给买办，付给通事的费用除正规的75元报酬外，还需加付200元，对船长另付50或60元补贴。这样，一艘一等大船在其逗留广州的三个月期间总支出约为4，500两。 正规的关税是相当低的，约在值百抽二和值百抽四之间，但海关官吏经常索取一倍于此的钱财，勒索高达三、四倍的事件也非罕见。这些费用通常由行商替洋商支付。

交易项目18世纪后期，在广州、印度和英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欣欣向荣的三角贸易。出口到英国的最重要的货物是茶叶（占贸易总额的90％到95％）、生丝、瓷器、大黄、漆器和肉桂；而从英国进口的货物包括毛纺织品、铅、锡、铁、铜、毛皮、亚麻和各种小摆设。出口到印度的商品中有南京土布、明矾、樟脑、胡椒、朱砂、食糖、糖果、药品和瓷器；而从印度进口的东西包括原棉、象牙、檀香木、银子和鸦片。

大规模的茶叶出口可能出于几方面的原因：禁止稻米出口及限制生丝出口为每船140担（175捆）的规定，使茶叶自然成为出口的主要货项。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对茶叶的需求不断增长，因为欧洲不出产茶叶，在1550年之前对茶叶还一无所知。荷兰商人在1640年第一次把一小批中国红茶带回了欧洲，不久后茶叶在英国出现了。从1684年开始，东印度公司每年从广州采购五到六箱茶叶，用作在英国馈赠的礼品。而在1705年，绿茶首次在伦敦亮相了。18世纪上半叶，该公司逐渐把它的茶叶购买量提高到了一年40万磅，其中的一些样品用来呈献给王室和贵族。饮茶不久成为上流社会迷恋的一件事情，后来又扩展到大众阶层——老百姓以茶来代替税收高昂的酒类。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非常之大，以致东印度公司在1800年输入了2，330万磅茶叶，而在1808年以后，英国的年均茶叶进口达2，600万磅，是其他各国茶叶进口总量的一倍。此时饮茶成为英国的一种国民习惯，嗜爱饮茶者甚至于称茶的柔和品性对人的性格有熏陶作用，而酒则经常导致暴力和行为不端。随着茶叶销量的增长，英国对茶叶的进口税也提高了——惊人地高达100％，这么高的税率足以鼓励茶商从大陆（特别是从荷兰）走私了，据称走私数额每年在700万磅左右。最后，在1784年，《减免法案》（Commutation Act）将茶叶进口税降至125％，结束了有利可图的茶叶走私。即使如此，中国茶叶仍为英国提供了十分之一的国库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