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被数千年文化浸泡，又有着出色消化胃口，不间歇消融外来文化的国度，不断站在一个又一个历史片断中接受新的挑战。不管“站在浅水区摸着石头过河”，还是“涉入深水区抱着石头过河”，又有哪个片段不是“历史三峡”，何曾有过过了“历史三峡”就可一劳永逸的故事？稍有不慎，欢娱只剩片刻，浮光即成掠影。

今天，我们置身谜面成堆、谜底难窥一二真相的“中国模式”，更要如履薄冰，在浩瀚隐秘的复杂事务中跋涉，以求寻得出路，捕捉隐藏于表象之内，并于峰回路转处觅得恍惚的真相身影。

不过，对于“大国崛起”路径，人们依然“仁者见仁”。

2011年，随着两本观点截然相反的图书的出版，中国奇迹尤其发展奇迹再次掀起争论波澜。

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代表了“中国模式”粉丝的情绪体验与观点表达，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既得益于不断开放的市场，又与政府对重要行业的控制密不可分，市场开放与政府推动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而且，“现在中国执政党也是一个完成天命的执政集团。它的天命就是恢复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世界性大国的地位。”

黄亚生的《“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则试图对“中国模式”进行祛魅化，“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中国实行的是价格自由化，企业非公有化，这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模式，中国也在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经济学家张维迎与黄亚生遥相呼应，同样认为不应迷信中国模式。

态度截然相反的模式之争，越来越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分歧……措辞激烈立场有着非黑即白鲜明性的争辩，散发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无论哪一种主张都难以与现实契合得天衣无缝。有人开玩笑称，张维为教授的书，可以让老百姓多看看以增强民族自信。

黄亚生等人恰是担忧如果过度神化“中国模式”可能导致拒绝深层次改革，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反对“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这一主流观点。不过，即便是那些镀金“普世价值”与“基本原则”的西方经济学原理，仍在周而复始的否定之否定中摇摆和蜕变，同时我们的文化血缘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将西方经济学全盘照搬视作中国经济变革的金科玉律也需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