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松绑打破了政治全能的僵局，大批经济组织独立出来，越来越多的资源通过市场而非政府的手良性配置，政府的角色逐渐向仲裁者、服务者等角色回归。

中央将经济与政治的决策权下放，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有利条件。制度看不见，摸不着，但也有成本。制度经济学以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发生、深化，作为判断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经济良性运行的前提是，具备比较条件的经济能够彼此开放、竞争，各种产品与要素自由流动。一旦产品与要素处处碰壁，人们的技能与工作热情就会被大幅削弱。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消除了产品和要素交易的壁垒，激发了人们的工作和劳动积极性。

如降低创办与扩展新企业的制约条件或管制性要求，尽量保证企业家及企业的继续创新。企业家承担的政治风险减小，拥有了一定创业和致富自由，其生产性活动得到鼓励，他们的价值以财富的形式得到社会承认，对未来的投资增长也具有稳定预期。同时，原来僵化的劳动力计划分配格局也被打破，可随着市场魔法棒的指挥自由流动，死水变活水。

过去，人们即便只是偷偷卖几个鸡蛋、几捆韭菜，也会沦为千夫所指的“资本主义尾巴”，发家致富一度被压制到道德与政治层面的尘埃中。而制度松绑，则恰到好处地唤醒被人们强制压抑的“小私”，经济出现蓬勃。经济上的生死不在权力掌股之上，由竞争裁定。任何一个人一个公司，不管成败，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主经营，个体权利得到尊重，个体能量也得到释放。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经济学家吴敬琏评价，关键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与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学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迫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

或许，市场经济并不是最佳选择，但“它在人类可能实行的制度是最不坏的一个”。如此经济体制下，有限的政府，有限的自由，有限的利益，有限的正义与良知……得以并生共存，而我们的社会也呈现出渐进改革的面貌。其中道路虽然不乏迷茫、困惑与曲折，但总归是前行的。

一旦制度松绑，民间创富就有了用武之地。一场由人民物质饥渴症带来的盛世狂欢，不管被指责有多么浅薄，却为中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