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与后富，本质而言是分配的先后不同。先分配的，毫无疑问是既得利益者，后分配的，则是改革过程中需要作出牺牲的大部分人。

当浩浩荡荡的GDP增长无可避免地要转变为个人财富时，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和关卡，不断分流GDP，等到GDP真正抵达个人富裕这一终点时，已经所剩无几。

为何这样？只因中国的改革倚重资本、轻视劳动力成本。这就决定了各种政策的资本倾斜性，并形成以资本而非劳动作为分配参考的示范性收入分配秩序。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500人的工厂能创造财富，所以这个工厂很值钱，但是500个工人太平常了，不足一提，我们有无数个500。不可思议的是，这500个工人可能也这么认为，他们从不觉得自己的劳动有什么与众不同，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落实到每个人的生活上，那就是，工厂所有者和主管部门赚取了大头，500个普通工人只分得微薄零头。

这种事情有违常理，但有其历史源头。

改革开放初期，成规模的资本极度匮乏，而劳动力充盈，几乎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步。为拉动经济增长，各项政策不可避免地向资本倾斜甚至“谄媚”，资本决定收入的格局由此形成。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资本急遽积累，而劳动力供给相比起来不再那么可随意挥霍了。然而，资方主导的利益分配格局已然形成，劳动力由于长期没有话语权，受惯性影响也显得“人微言轻”。

这就是初次分配，也就是直接收入水平低的历史原因。

实际上，初次分配格局是决定国家繁荣与否与个人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只有个人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内部消费才能充分调动，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内需自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