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资本、贸易已经成为我们的创富思路，改变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的劳动力，本来是优势，然而世易时移，优势也会变成劣势。现在，劳动力虽然不再充分，却也不短缺，区域性的流动过剩依旧普遍存在，这几乎成了大多数人无法“先富”的劣势。

英国18世纪进行工业革命时，只有1000多万劳动力，少于中国一个人口大省的统计数字。中国开始工业化时人口已超过10亿，这个高密度人口过度需要在50年时间内步入工业化。而人口众多，决定了社会阶层的复杂性，不同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的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政治诉求。

实际情况却是，人口众多的劳方，与自作主张压低工资的资方代表相比，要弱势得多。

作家梁晓声参观某家有近百名女工的丝绸厂时，发现工人工资极低，遂问：“老板啊，这些女工都是你同乡，你给她们的工资，是不是太低了点啊？”

这位大腹便便、头发焗得黑亮的老板哈哈大笑：“不低，不低。我认为一点也不低。正因为她们都是我同乡，我才优先招募她们嘛！……她们中年龄小的，赶上三四年，结婚时房子也有了，嫁妆也有了。而这是她们的父母想替他们做都做不到的！所以嘛，我自己这么认为啊，除了她们的生身父母，我也许就要算是她们这辈子的第二大恩人了！”他转过身问低头干活的女工们：“都想涨工资吗？”“不想……”尽管声音参差不齐，普遍小声小气，但毕竟使老板脸上又呈现出微笑。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1月。

如果经营者以救世主自居，寄希望他们有一天“慈悲大发”是痴人说梦。让劳动者欣慰的是，随着劳动力红利的消失，资方“一言九鼎”的日子渐成明日黄花，劳方工资终于慢吞吞地爬出谷底，划出上扬的微笑曲线。不过，要彻底扭转劳资分配格局不公，提高劳动者报酬，还需不断增强劳动者在资方的话语权，并不断完善工资共决机制及配套措施。这个过程注定漫长而曲折，需要劳方与资方不断斡旋博弈，更需政府提供有力的制度与法律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