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成就斐然的政府主导型模式

在一次全球大宗商品会议上，一位接受过西方教育的银行家对中国代表直言不讳地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提出公开质疑，他认为，“中国在采购各种资源以及参与国际贸易中，始终存在不当定价问题”。他提出警告，“中国人缺乏正确定价的能力，不当定价会导致中国在未来交易中过度支付，必将扭曲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他还具体引用了一些复杂的西方定价模型，提出“以市场为基础的合理折现率对未来现金流进行折现，从而对资源的公允价值作出最精确的估计”。中国官员感到极为意外，一言未发。

贸易商和其他国际市场参与者普遍认为：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在他们看来，其公然的不当定价归结于他们的单纯、无知，甚至是对市场缺乏最基本的常识。

对于这些反对中国战略的小气鬼，最好的办法就是反向思考：决不能认为中国人的定价技术是落后的，相反，在大张旗鼓的海外资源收购战略中，中国人的定价到底有哪些合理之处？也就是说，假设定价是合理的，那么，这种定价背后的合理之处表现在哪呢？首先是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这正是合理定价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是以政府规划为核心的，为实现国家的基本经济目标，政府机构不仅要指引企业，还要有力地宏观调控市场基本生产因素——资本和劳动力。这样的立场当然不同于美国和西欧资本家们所坚信的自由放任思想，因为在他们看来，个人才是确定如何实现资金和劳动力最优使用方式的最终决定者，这也决定了商业行为的基本模式。当然，这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因为中国也有很多私营企业，而美国政府在某些行业对企业所有权也发挥着主导作用。到底谁对谁错呢？

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最合适？这个问题已被人们争论了几个世纪之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出版于1776 年，这也是人们最早开始探讨限制政府作用的最早论著。——译者注）。但是，中国取得的令人羡慕的经济成功，以及美国正在遭遇的经济困境，开始让这场争论变得越来越含混不清。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一个是政府主导型，另一个则是以私营经济为动力，但是，经济增长模式完全不同的这两个国家在政治上却是千丝万缕，关系错综复杂。两种模式表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源于不同的经济模式和不同的政治体制。

经历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梦魇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正在面临严峻挑战（经济上的高失业率与政治上的高反对率，这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一览无遗。——译者注）。不可否认的是，过去几十年里，西方模式总体上确实对改善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以政府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样成就斐然，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的政府主导型模式，让中国人在获取资源、满足宏观经济目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时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不过，这也是外界对中国在资源市场上的阔绰出手感到费解和愤怒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支付的价格经常会明显偏离价值。所以，这都最终要归结为中国的基本体制，或者说中国的效用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