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经济中，效用函数衡量了人们消费商品或服务所获得的满意度。具体而言，政府（或个人）之所以会采取某种行为，就是为了增加或者减少效用。尽管政府可能会有相同的效用函数（他们都会因经济改善或居民生活的改善而获得满意），但是，政府的多重角色意味着，政府在增加满意度的范围和能力上也会有所不同。

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决定经济产量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事实表明，和一个角色相对有限的政府相比（如美国政府），中国政府更有能力实现效用函数结果的最大化，也正是凭借这样的能力，中国才能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上翻云吐雾。例如，中国全球资源行动的背后往往是中国政府的有力支撑，它帮助中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解决更多的国内失业问题。

因此，当中国为海外土地、水、能源及矿产品支付过高价格时，这在本质上不仅是为获取大宗商品支付溢价（满足国内经济增长对资源的需求），也是在为获取其他收益支付溢价，比如减少失业（这既包括国内就业量的增加，还包括其他国家雇用的中国劳动力。——译

者注）。无疑，过度支付有利于中国实现其发展目标，更重要的在于，能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简而言之，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兑现其经济诺言，不管是通过领导人讲话或政府工作报告公开提及的目标，还是隐含在13 亿人理想中的预期，都有可能影响中国的稳定。

面对这种压力，即使为全球大宗商品支付了“过高”的价格，也会让中国人觉得似乎是在折扣店购买到了打折商品。换句话说，只要能维持国内稳定，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对于中国在大宗商品的海外战役，尚有许多问题令人困惑。以煤炭为例。2010 年9 月，中国与俄罗斯联邦达成一项协议，协议约定，中国将向俄方提供一笔60 亿美元的贷款，用于俄方的矿产开采项目、煤炭运输专线的建设以及购买矿产采掘设备，作为回报，俄罗斯承诺在未来25 年内向中国稳定供应煤炭。

此外，在这25 年的合作期内，中国还将在第一个5 年里每年从俄罗斯进口至少1 500 万吨煤炭，随后20 年，中方每年从俄罗斯进口的煤炭量将达到2 000 万吨。我们在上一章里曾提到过，中国对铜矿资源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但是铜的供需失衡已成为现实，而煤炭的形势则不同。中国本身就拥有巨大的煤炭储量，那么，中国为什么还要如此兴师动众地在国外寻求煤炭资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