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领导美国进行改革的领导人不仅要有与利益集团对抗的精神，还得有克服利益集团阻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往往是通过政治实践获得的，而不是靠在选举中打嘴仗练出来的。电子媒体技术的进步和晚婚趋势使美国选民选择领导人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但是美国大选的民主程序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脸谱网、推特等新媒体的出现使年轻人参加选举投票的人口比例上升，从而使年轻人对大选结果的影响力逐步提升，于是出现孩子们而非家长们决定谁当总统的现象。与此同时，美国人结婚的平均年龄已经推迟到30岁左右，未婚青年的比例大幅上升，而他们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与已婚人士明显不同。未婚年轻人对政治人物的好恶判断主要依据竞选人说了什么，而不是他们过去干过什么。于是在美国大选中，能言善辩之士赢得大选的概率要大于务实但表达能力差的人。现实生活中，务实者多不善言辞，能言善辩者多不务实，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的人少之又少。这意味着，在未来十年的美国大选中，具有改革能力的政治家被选上的概率要低于能言善辩但无改革能力的政治家。2008年奥巴马高唱“变革”口号赢得了总统大选，但执政四年却没实现任何实质性改革。面对利益集团的强大反对势力，奥巴马采取了妥协政策。

未来十年，美国无力阻止中国缩小与其实力差距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的自负。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克林顿带来的八年辉煌更使美国的国际地位如日中天。美国学界曾把克林顿治下的美国称为“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世界帝国”。这种前无古人的成就使很多美国战略家断定美国的成就也将后无来者。从逻辑上讲，美国能获得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其基本国策必然是正确的，美国民众相信美国制度的正确性是有道理的。然而，也正是这种合理性使得美国朝野都认为美国不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只需进行表层的改革就可以了。历史上，许多一度辉煌的帝国都走向了衰落，其具体原因可能各有不同，但因自负而不愿进行根本性改革很可能是个共同原因，而且是一个所有成功者都无法克服的人性缺陷。

从经济上看，美国要阻止中国缩小与其实力的差距也面临着客观困难。未来十年，美国的年均财政赤字保持在0.6万亿美元的水平，这意味着，到2023年年底，美国积累的总债务将达到22.2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即使保持了GDP年均2.5%的增长，其GDP也只有19.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10年后美国的总债务比GDP要多出3万亿美元，是2012年的2.5倍，由2012年相当于GDP的108%上升为2023年的115%。也就是说，到2023年美国的还债能力将更弱而非更强。目前，美国大学毕业生平均每人背着2.6万美元的贷款债务进入社会，贷款的学生中有1/3不能完成学业。不偿还学生贷款的违约率会不断上升，助学贷款正成为一种泡沫。美国不断扩大的债务给美国政府的财政开支带来了压力，政府在教育、科技、国防、外交等诸多领域的开支增长速度都难以和中国持平，这将缩小中国与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实力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