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例预演了熟悉的围绕歌词影响展开的讨论。警方辩称：

鉴于这些歌曲的内容，很可能有人会由于听到这张专辑而变坏。在《条子杀手》这首歌中，一些人也许会被诱导对警察做出暴力行为。《条子杀手》一歌中倡导的行为是对广大执法人员的直接威胁，也引起了警方的极大关注。

（H. Woods，新西兰警察高级法律顾问；

在《淫秽出版物审查第100/92号决议》中提到上述内容）

而辩护方认为这张专辑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治疗：

（它缓解了）大批美国年轻人所面对的对被剥夺公民选举权和无助的感受，以及生养他们的环境中的暴力。这是一种社会注解，而我们愿意相信这些在新西兰的社会中都不存在。但无论是否是这样，这张专辑作为对我们社会中被剥夺权利的群体的反映，有其合法性和话题性。

（Karen Soich，华纳兄弟唱片的辩护律师，同上）

在审读了双方辩词，并认真聆听了这张唱片之后，审判席总结认为“这张专辑的显性效应复杂”。虽然“它的歌词令大多数新西兰人反感，但将这些歌词与后来的反社会行为联系在一起却需要很大跨度”（同上）。《条子杀手》一歌不是“劝诫性”的，认为这张专辑展示的是“诚实的目的”，同时《阵亡统计》并不是淫秽的。

这些围绕通俗音乐展开的道德恐慌可以被置于全球新右派崛起的对立面，新右派信奉自由市场政治和道德文化保守主义。格里斯伯格（Grossberg）在美国观察到了这种趋势：

新的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共语言的问题，是关于可以说的内容和允许范围的限制。这让文化成为一块重要阵地，在其上，权力和国家政治的斗争正在展开。

（Grossberg，1992：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