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天赋的价值观虽然为体育界所轻视，却普遍存在于父母对孩子的教养过程当中。然而，即使在亲子关系这一方面，生物工程和基因改良也对天赋伦理产生了威胁。珍视孩子为上天恩赐的礼物，就是全心接纳孩子的原貌，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我们自己设计的物品，或父母意志的产物，抑或满足野心的工具，因父母对孩子的爱并非视孩子恰巧具备的天赋和特质而定。固然，我们选择朋友和配偶，至少有一部分理由是基于我们觉得他们有魅力的特质，但我们并不能亲自挑选孩子。孩子的特质不可预知，连最认真负责的父母都不能为生出什么样的孩子负全责，这也是为什么亲子关系比其他任何类型的人际关系都更能教会我们，神学家威廉·梅（William F. May）所称的“对不速之客的宽大”。

塑造和观望

梅的使人产生共鸣的短句，描绘了能约束自我的征服欲和掌控欲的美德，并提醒我们生命本身就是个恩赐。它帮助我们看清，基因改良最深层的道德疑虑在于它所传达出的对人类地位的理解和提升人类地位的愿望，而非它对完美的追求。问题不在于父母篡夺了设计出来的孩子的自主权（否则好像孩子也能挑选自己的遗传特质似的），而是在于插手设计孩子的父母的傲慢态度，在于他们想掌控出生奥秘的欲望。就算这些安排没有使父母成为孩子的暴君，但也将破坏亲子关系，并且使父母丧失“对不速之客宽大”这一理念所能培养出的谦逊态度和所能激发出的人类同情心。

珍视孩子为恩赐的礼物或祝福，并不意味着在孩子有病痛的时候也无所作为。治疗生病或受伤的孩子，并不是践踏他天生的能力，而是创造条件使得这些能力蓬勃发展。虽然医疗介入了自然状态，但这是为了健康着想，并不代表会无止境地企图控制和支配。实际上，费心地想要治愈疾病，不会对天生禀赋造成普罗米修斯式的侵犯，因为医疗过程受到这样一种原则的规范或指引，即修复和维持健康必需的天生的人体机能。

医疗就像体育一样，有其自身的意图和目的，正是这意图和目的指引和规范着实践的方向和方式。当然，怎样算是健康或正常的人类功能还有待商榷，因为这并不只是生物学范畴以内的问题。例如，人们对耳聋是一种需要治疗的残疾，还是一种需要珍视的群体特质和身份认同，就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即使这样，分歧的双方也是基于同一个假设：医疗的目的就是促进健康，治愈疾病。

有人认为既然父母对生病的孩子有治疗的义务，就意味着父母也有增进孩子健康、并帮助孩子最大化地发挥潜力以获得成功的义务。但一个人唯有同意这样的功利主义观念，认为健康不是人类特有的好处，而只是将幸福安康极大化的手段，以上论点才会成立。例如，生物伦理学家朱利安·萨乌莱斯库（Julian Savulescu）主张“健康从本质上而言并不宝贵”，只有在“有帮助的时候才宝贵”，是让我们为所欲为的“资源”。这种对健康的思维方式无视治愈和基因改良之间的区别。根据萨乌莱斯库的说法，父母不但有增进孩子健康的义务，而且也有“改良孩子基因的道义上的责任”。父母应该利用科技巧妙地处理孩子的“记忆力、性情、耐心、同理心、幽默感、乐观精神”，以及其他特质，给孩子“获得最好人生的最佳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