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带有工具性色彩的、把健康当作使其他事情达到极大值的手段的观点，是错误的。身体健康，就像性格良好一样，是人类繁荣发展的必需要素。尽管在一定的范围内，健康比不健康更好，但健康不是那种可以极大化的好处，没有人渴望成为健康大师（或许除非是忧郁症患者）。19世纪20年代，优生学家在州博览会举办健康比赛，并颁奖给“最强健的家庭”，然而这个不寻常的活动正说明了“认为健康是一种工具，并当成能够极大化的好处”这一观念的愚蠢。与天分和特质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带来成功不同，健康作为一种优点是有止境的；不必冒着卷入不断升高的“军备竞赛”风险，父母就能努力让孩子健康。

在照顾孩子的健康方面，父母并不扮演设计师的角色，也不能把孩子转变成自己意愿的产物，或是满足野心的工具。至于为了非医疗的理由，花费大笔金钱来挑选孩子性别，以及渴望借由基因改造增进孩子的智力或运动天分的父母，则不能一概而论。跟所有的区别一样，医疗和基因改造的界线是很模糊的，（例如，畸齿矫正，给非常矮小的孩子注射生长激素。）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区别不重要：倾向给孩子进行基因改造的父母更可能表达和确应的态度往往超出无条件的爱的限度，以至于走向了它的反面。

当然，无条件的爱不需要父母刻意避免塑造和指引孩子的发展。相反，父母有义务栽培孩子，帮助他们发现和发展才能及天分。正如梅所指出的，父母对孩子的爱有两面——接受的爱和转化的爱。接受的爱是肯定孩子的本质；反之，转化的爱则是追求孩子的福利。这一面的爱会纠正另一面爱的过度表现：“如果父母对孩子的爱懈怠到对孩子照单全收，这样的亲情就太放任无为了。”父母有义务促进孩子表现卓越。

然而近来，野心过度的父母很容易在转化的爱上得意忘形——敦促孩子达到各式各样的成就，以追求完美。“父母觉得在两方面的爱之间取得平衡很难，”梅评论道，“接受的爱，要是缺了转化的爱，会陷于纵容，终至忽视；转化的爱，要是缺了接受的爱，则会陷于纠缠，最后必然丢弃。”梅在这两种互相抵触的推动力中发现了跟现代科学的相似之处：现代科学也是一样，让我们忙着观望这个世界，研究和欣赏这个世界；同时也忙于塑造这个世界，想把世界变得更完美。

父母塑造、栽培和改良孩子的权利，使得反对基因改良的论证变得更加复杂。我们佩服为孩子做最好打算的父母，他们不遗余力地帮助孩子获取幸福和成功。那么，借由教育和训练提供这些协助，相对于利用基因改良提供协助，两者之间的差别又是什么？有的父母为了增加孩子的优势，会送他们上费用昂贵的学校，聘请私人家教，送他们去网球营，让他们学钢琴、学芭蕾舞蹈、学游泳、补习大学入学的学术能力测验等等。如果父母用这些方法帮助孩子是可容许的，甚至是令人感到钦佩的，为什么利用任何一种基因科技（假如安全的话）来改良孩子的智力、音乐才能或运动技能的父母，不能一样值得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