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测试复杂的电路，爱迪生需要借助西部联合公司的秘密实验室帮忙，这意味着自己要欠西部联合公司的情。其总裁威廉·奥顿（William Orton）曾命令西部联合公司别款待那些“泛滥的靠不住的发明”，但对奥顿来说每个报务员都在偷偷占用公司的时间来做实验。不过，奥顿非常清楚爱迪生那具有威胁性的才能，于是他便耍了个小小的诡计：如果自己手下的总电机师乔治·普雷斯科特（George Prescott）能与之合作且西部联合公司有宣布拥有实验结果的优先权的话，就特许爱迪生进入实验室。借用普雷斯科特的名义只不过是西部联合公司想拥有发明专利的一个阴谋。爱迪生记录着他有“100个夜晚”没回家，一直在西部联合公司工作。他睡在大理石的地板上——穿着衣服，这是他通常的睡眠方式；玛丽在2月18日生下女儿的时候，他都还在西部联合公司。根据马修·约瑟夫森的计算，专属于爱迪生一个人的四重电报机对于西部联合公司来说，可是一笔价值2 000万美元的财富。奥顿一边立刻将其投入应用，一边与爱迪生就其价值讨价还价。爱迪生倾其所有进行研究和试验，纽瓦克的120个工人的工资要付，抵押要偿还，郡长因为那些还未支付的杂货店账单也经常敲玛丽的门，为了这些，爱迪生急需要钱——这是已故的查尔斯·固特异的阴影，他的《一个发明家的实验》的悲伤还让人记忆犹新。爱迪生请求西部联合公司分两次支付25 000美元酬金，并得到专利使用费；或者在17年中每年支付1万元酬金，买断专利。这个要求是合理的，特别是，他还同意与普雷斯科特分享专利权。但是1874年圣诞节时，当西部联合公司已经把四重电报机投入使用了5个月以后，奥顿去了中西部几周，仍然没有同意任何一个解决办法。

对西部联合公司威胁性很大的对手——大西洋和太平洋电报公司的所有者杰伊·古尔德（Jay Gould）曾拉拢过爱迪生。现在比那个激昂的时代更清楚的一点是，古尔德是个（尤其在铁路系统里）有卓越创新才能的管理者，但是他恶意并购其他企业的行径和作为在“黑色星期五”（1869年9月24日）黄金市场混乱的制造者，让华尔街的人们都害怕并咒骂他。在贿赂了格兰特总统的妻兄之后，古尔德和吉姆·费斯克（Jim Fisk）垄断了流通中的价值1 500万美元的黄金，挤压价格，威胁着国家的货币体制，直到格兰特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并于9月24日命令出售政府的黄金，最糟糕的事情才没有发生。总之，古尔德是旧时典型无耻的强盗式巨头，不容爱迪生去做他想做的事。爱迪生悄悄地穿过供仆人进出的房门，进入古尔德华美的第五大道的大厦去作一项交易：乡下男孩面战都市老滑头。古尔德对爱迪生讲自己要把他从西部联合公司的无耻欺诈中“拯救”出来。他出2.5万美元现金来购买属于爱迪生个人的那一半专利权，而爱迪生可以拥有他的大西洋和太平洋电报公司7.5万美元的股份并担任总电机师。爱迪生提出异议，双方最后以3万元现金的专利权费和爱迪生占有7.5万美元的股份成交。爱迪生告诉愤怒的西部联合公司，他与真正的商人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全是拼命工作的人”。

在后来因此引发的古尔德和西部联合公司之间的电报大战中，爱迪生因利率大战和长期的法律听证会而感到筋疲力尽，爱迪生被西部联合公司描绘成为“卑鄙地背叛”了他的资助者。代表西部联合公司对爱迪生进行盘问的法律顾问之一的格罗夫纳·劳里（Grosvenor Lowrey）最后却成了爱迪生的辩护律师和朋友。爱迪生也曾允诺过将一半的发明专利权授予另一家公司，但这家公司都誓死指证他是“表里不一的教授”。也许事实的确如此，但那位“欺骗系”的主任一定是古尔德。早在1875年的一次股票欺诈中，他骗走了爱迪生当时价值25万美元的股票。爱迪生很伤心，但是他逆来顺受。像古尔德这样不知成就事业之可贵而只图利己的人来说肯定是有问题的，“一定在什么地方有疯癫的倾向”。而且对于爱迪生来说，古尔德还远不如其他人坏。“他的良心似乎泯灭了，但那也许是与那些从没有良心的（西部联合公司）的人斗争的结果。”爱迪生更多时候是在宣泄另外一种不满：“有几次我曾试图逃脱这个对我来说似乎有点可笑，但人们在其中又看不到任何幽默的故事。我很喜欢故事，而且我有权选择让人发笑。” 最后，对爱迪生和西部联合公司都没有好处的是，这场争吵持续了很久。奥顿接受了爱迪生最初获得一半股份的条件，爱迪生也能够还清所有的债务了，在银行存入了2万美元并对生活的方向作了些总结。他把71岁的父亲接到纽约并给了他一项任务。山姆是头“老山羊”，67岁时在南希死了几个星期后，他就与一名17岁的女子结了婚，并生下两个孩子，对于这些，爱迪生从不知道。山姆对房地产有独到的眼光——他在俄亥俄州米兰市（Milan）用自己的双手建了一个家——是他发现了新泽西的那个牧场并监督了那幢形状古怪的房子的修建。1876年爱迪生就在那幢房子里建起了他的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