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志强：中国的电影市场，我经常用海外的地方来比较，刚才克里斯蒂安·热纳也说到，在全球范围里，看艺术电影、另类电影的观众需要培养，不是一天就出来的，我说一下我在香港的一个经验。在十几年前的香港，我们没有艺术电影，后来开始引进艺术电影，我们很多导演去香港油麻地开了艺术影院，一开始非常难，但是我们坚持做了十几年，到了今天香港才有一些固定的看艺术电影的年轻人。这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看艺术电影的人是需要培养的，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有了。首先我觉得在中国市场里面，我们的电影刚刚才开放十几年，在座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导演，但是观众真的要培养，要用不同的渠道、空间培养这些观众，将来才可以谈怎么发行艺术电影。现在中国什么都变得很快，但是否可以一下子变出很多看艺术电影的观众们？这个不可能，今天有没有答案给你？我说没有，是不可能有的，告诉我在北京有多少观众看艺术电影？真的很难说，上海到底有多少？我也说不出来。以前有很多很优秀的电影，到底在网上有多少观众看这些电影？我们当年在香港做的时候，每周播一部电影，我们导演和观众、学生对话，通过十几年的沟通，慢慢引渡观众看这种电影，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今天中国有没有艺术电影观众？真的没有，大家继续努力，我相信将来电影一定有观众，不是每个人都只看商业电影，会有人愿意在电影里面吸收年轻的东西、不同类型的东西。观众一定会喜欢这一类的，我相信还有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政府要做一点事情，我们作为制片人也要努力，导演也一定要努力，这个东西一定要看未来。何平：我们说完了艺术电影，接着说说商业电影，因为像乌尔善导演、陆川导演都曾经有过很好的作品，尤其陆川的《南京！南京！》在市场上反映非常好，虽然是战争片。这个必须是要坚持的，我们要有一部分导演服务于市场，要坚持自己对电影的认识。我想跟陆川导演讲一下，你拍大制作电影压力很大，作为导演，而且又不像低成本电影，要有庞大的宣传计划。据我了解，大陆的宣传成本越来越高，甚至高过了整个影片成本的30%，这么大的宣传成本，你们的新片耗资1 个亿，又要投入市场营销，成本是巨大的。在巨大的成本下，你们的压力肯定跟这半边的导演不一样，你和乌尔善导演讲一下在这种压力下的感想。

陆川：每次来上海电影节，我都被定义为商业导演，但是每次在美国放映的时候，他们认为我是艺术片导演，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个人的梦想很大，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像科波拉的《教父》那样的电影。我从电影学院毕业出来，对电影精神还是有追求的，《寻枪》到《南京！南京！》，这个希望没有变。乌尔善说的作者精神，跟我们大家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对抗好莱坞实际上是在不同层级上的对抗，我们不能用一种类型的纯艺术片或沙龙电影翻动航空母舰，我们也用正面的层级对抗他们。今天缺席了很重要的宁浩导演，我们在做类似于在大众消费的层级上的正面抵抗，说我打败好莱坞是痴人说梦，因为他们有非常优良的制作习惯、工业体系和包容的心态，我们不可能打败他们，但是我们能有尊严地跟他们比试一把。《南京！南京！》在他们那儿放的时候，虽然给了荣誉，但是他们认为这是艺术片，是小片，从《南京！南京！》到《王的盛宴》，我感谢覃宏，感谢星美，给了我两次做的机会。我希望在剪接上做到和他们相匹配，如果在市场上观众买票花了80 元，就不能是小电影。

至于情怀，是可以包装的，每一个电影都有情怀，但我们在市场上不能用情怀进行抵抗，我们用制作抵抗。给星美也好，做自己的戏也好，希望能够坚持自己，提高自己，最近一直在改《王的盛宴》，其实已经做完了，但是还在重新改，因为我一直在看国外的影片，我也看了国内的导演兄弟在4、5 月份上的影片。我们确实不是在拿一类电影对抗，所以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坚信《王的盛宴》能上，所以在上的那一天，情怀不聊了，至少在制作上不丢脸，这是我想做到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