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1899年，似乎太晚，但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毕竟“发现”了他——这是许慎无缘得见的殷墟甲骨文。正是这些文字记录下商人向鬼方征讨玉石、以羌人俘虏作为祭祀牺牲等等史实。虽然晚商的甲骨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汉字文本，但看官们大可说“有字者事竟成”。部落有着外人不能通晓的“密语”或“暗号”，而文字的超越性有助于人类突破狭窄的小血缘组织，真正走向联结的“大社会”。文字预示着文明有长寿的资本与走向伟大的禀赋。故文字是文明的标志，中国人大可底气十足地说，中华文明至少肇始于三千年前，其独一无二的持久性（Continuity）正有汉字之功。

《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然而，揭开散落在甲骨上的商王世系却不得不借助《尚书·无逸》。周人在文字上的后来居上，尤其是青铜器记事方面的建树，远胜于殷。商青铜器上刻痕图画是有的，然铭文则多寥寥数字，所传递的历史信息总有几分羞羞答答。反观周朝的青铜器，利簋记武王征商，小臣单觯记周公行赏，何尊记成王营建东都，大盂鼎记康王诫酒，启尊记昭王南征，刺鼎记穆王禘祭昭王，五祀卫鼎记周共王时土地交易……直至宣王时的毛公鼎，有近五百字的长篇铭文。后人得以铭文证史，青史终因青铜而未成灰，真乃“铜”证如山！

人类的古老文字最初皆有“画意”，故世界诸早期文明用以表示太阳和山等基本自然事物的字都很神似，如此，汉字也根本无须源出苏美尔文字才能产生。殷商文字相当童真，象形意味极其浓厚，还夹杂着图画文字的粗糙，如商朝最大的青铜圆鼎子龙鼎所铸的铭文“子龙”，其“龙”字活脱脱是一尾部盘卷的龙形，极为生动。

而甲骨文的笔画任性随意，一个字既可以“缺胳膊少腿”，又能“辗转反侧”，打趣说是“鬼画桃符”。质而言之，字很“刻意”，仅求写就，实在无所谓的“书法艺术”。从“甲骨四堂”、陈梦家到今日的李学勤等学人，其诸多考释难以服众，只因为那已然进入解密范畴，“猜”甚至是一种重要方法。由于释读成果的曲高和寡，而学者又不能概不负责，故如此艰深的研究工作必然涉及学术操守的问题。不过，相比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艰辛，中国的古文字专家可能要轻松许多。

一切均无损甲骨文本身的伟大意义，只因有此开端，才有了三千多年一脉相承的文化奇观——汉字。文明必以文字为证乎？此乃基于中华文明的特征而设定的高要求，而非孤芳自赏。因古文字之于后人，既要凭借物质遗存，也要依托精神传承，文字本身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