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国字的脸

因地处远东之故，汉字在上古无缘遭逢西方古文字字母化的浪潮，也就没有契机转变为表音文字。凡认为汉字不是字母文字便属落后的笼统意见都是愚蠢的。今日所见之卜辞，只是甲骨文中一小部分，但足可证明，在数学领域，商人在世界上最先采用了十进制，并出现了位值制记数法的萌芽，他们能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这十三个单字记下能用得上的自然数。卜辞未见不代表没有。

多少才算用得上呢？例如“一牛”、“二羁”、“三年”、……“七月”，多则师旅百千，俘虏百千。商代虽战争频仍，但规模均不大，胜负之间，数到“三万”恐怕已绰绰有余。明乎此，可知汉字初成之时，已使东方文明在算学领域拥有天然优势。十进制的成熟应用与汉字的简质表述相结合，催生了春秋时的正整数乘法歌诀“九九歌”，而里耶秦简中更发现了现存最早的“九九表”实物，“九九表”上甚至已经出现了分数运算。生产生活有此运算锦囊，数学便很难不朝实用方向突飞猛进。

将汉字简单归为“图形文字”一脉也是轻率的。汉字构造原理简单，“形声兼备”是其特质，这正是汉字有别于苏美尔象形文字、埃兰线形文字等早亡文字的关键。至于文字之难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安于一字一音者，常感外语比母语难学，这是人之常情。洋人有感筷子难以驾驭，可中国人却能轻而易举地夹起一块豆腐。文字之为日用，如身体发肤，不可太计较，只管爱惜他。情根已种，至死方休。爱之则生，厌之则灭，只要承认文字是体己物，那么此工具若经千古而不废，则必有可观处。其字体、写法、读音、字量、词汇、语法等都与时偕行，其间更淘汰不少“死字”。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 周人谓鼠未腊者为璞。 周人怀璞谓郑贾曰：“欲买璞乎？” 郑 贾曰：“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

——《尹文子·大道下》如用一字去注多音，便会有多义字。汉字的流传演进自有其轨迹，他依赖于教授与书写，不依赖于口语，故他的传播有助于各地交流而非相反。饶宗颐说：“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音，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故汉字绝对不是汉语的附属。麻将乃“国戏”，此以“国戏”言“国字”。

  《清稗类钞》讲：“麻雀，马吊之音转也。吴人呼禽类如刁，去音读。”清代之麻将正是脱胎于明代之马吊（一种纸牌）。可见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真有赖于“国字”将不同地域的口语联接起来，字无分东西南北，才能有全民共识之物。“叉马雀”、“打马将”，称呼其实都大同小异了，会玩麻将，至少也算个中国人的标识。方言愈是天差地别，愈是凸显国字的功用。没有文字的语言可借助国字记录信息，却不必放弃母语，方言与共同文字并行不悖，这很了不起！

无论生死，都是国字，岂能过河拆桥！要否定中华文明，必得推倒汉字，如此，必使汉字从文明先锋变成毒物，可埃及人改换了文字，就不见得有何光辉的命运。据说字母书写有助于古希腊人读写能力的普及与思想启蒙，而“方块字”使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此说实经不住历史细节的拷问，其实该反过来思考，是读写教育、书写工具以及文化传承拯救了文字，而非相反。字母文字何尝不需教，岂能无师自通？诸位看官须认清，字词总是频繁地被时代赋予新义，而非作为毒瘤拖累着口头表达。语言的不断演化注定汉字不可能限死人之心智，偏旁虽看似滞后，尤其是在其表示的质地属性方面，然而书体的演进已充分证明笔画乃由人定，僵化的从来是人，而非文字，否则如何解释周人的新创文字，以及后来古壮字、古白族文字、契丹文字、西夏文字、女真文字、越南文字等等对汉字的仿制与租借偏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