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虽只是一个传说，却可由此窥见商周文化气质之大不同。商人比周人更倚重占卜，占卜作为一种看似方便的决策方式，实际上大有赌徒式的冒险性格；周人比商人更倚重人心，也就是推崇信仰的力量。后世历史编纂者以“天”之受辱来凸显商王的神权暴政，这在周文化的语境中获得无可置疑的支撑，因为周人的“天”至高无上。

商王武丁曾对核心人物傅说讲了这样一句话：“若作酒醴，尔惟曲蘖。”（《尚书·说命》）他将傅说比作酿酒必不可少的酵母，这等比喻绝非标新立异，而是有深厚的社会背景。两件出土于河南信阳的商代提梁卣中保存着距今三千多年的古酒，这重新进入人类视野的液体被认为是文明世界里最古老的酒。盖和罐体合缝严密，不致陈酿挥发，此显露殷人在青铜器铸造方面的天赋。据化验，此酒为果酒。果酒乃是原汁酒，其酒精含量不高，如果殷人普遍处于醉酒状态，那么一定是滥饮所致。然而滥饮必有强大的制酒业支撑，如此，将得来不易的农作物用于制酒，这对尚处于实验性农业阶段的殷人无疑于自我消耗。

酒的宗教用途在世界上是普遍的，然晚商君臣的酗酒之风自然不是尼采所执的“酒神精神”。那种借酒力而生放纵、直至狂欢的神权氛围，助长了骄奢淫逸的无节制蔓延。所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无酒神而有酒鬼的殷民正是一面镜子。周室在黄河淇水间的殷商故地上建立卫国，分管一批殷遗民，而遗民的酗酒恶习显然难制。周公担心他们聚众饮酒，纵性生乱，故命令卫国君主康叔当众宣读限酒令。读此《酒诰》一篇，便知周公之意不在酒，分明是在说天下兴废。故说纣王之恶实是殷人社会之弊，没有殷人的酗酒成风，又如何会有纣王的“酒池肉林”呢？酒，简直就是殷人的鸦片！

有一种社会观察是较为准确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礼记·表记》）周人恰是自律的，据大盂鼎铭文所示，周康王仍牢记祖训，告诫臣下不蹈殷人纵酒亡国之覆辙。周朝的酒器数量也确有递减的趋势。　　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战国策·魏策二》

所谓“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与其说是大禹的神奇预言，不如说是周文化的冷峻反思。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现藏有一套西周的祭祀礼器，名曰柉禁，其中用以摆放酒具的器座叫作“禁”。禁的纹饰张扬着想象力，有夔纹、鸟纹、龙纹等等，然而青铜禁的文化内涵却是极其克制的，不说禁酒，至少也是“饮而有度”。君子有言：“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孔丛子·儒服》所载“遗谚”有云：“尧舜千钟，孔子百觚。”虽有夸大，也非无凭。孔子本乃性情中人，卓然有祖风，但会克制。“唯酒无量，不及乱。”（《论语·乡党》）“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 他说：“觚不觚，觚哉！觚哉！”觚乃酒器，酒器不装酒怎么行，于是倒上！倒上！后儒称赞孔子的酒量，便把尧舜也一并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