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话 上帝之死与革命

2.1 堕落与酒

商王国的政权架构并不复杂，其运转特别倚重“核心人物”。“余一人”乃是君王的专称，他们固然高“人”一等，但也并非“唯我独尊”。王者还是礼貌地尊先君为战神，尤其在遭遇劲敌时便大肆祭拜。而一旦凯旋，则举行名为“振旅”的庆祝活动。

伊尹是商初的重臣，他作为商王以外的核心人物极具典型意义。枚乘《七发》提及“伊尹煎熬”，《史记》说到“伊尹负鼎”，《汉书》又言“伊尹善割烹”，但他自然不可能是后人追封的所谓“厨圣”。伊尹应是因长期参与主持祭典而获取资历，并终发展为大祭司式的权相。孟子说伊尹这类人物属于既可以事“非君”，又可以使“非民”，政治好也做官，政治坏也做官。实际上，伊尹所在要职根本不容所谓的“可仕可止”。从巫咸（亦作“巫戊”）、巫贤这些政要的名字来看，祭司阶级之于国家极其重要。此外，如妇好这样的王后也可算作核心人物中的变数。

诚然，在专制技术孱弱、地广人稀的上古时代，商王与神职人员可以相互配合，即核心人物以神权力量一呼百应而将王国变为一辆战车。殷契有“王作三师”，甚至连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都亲自挂帅征战，殷商完美地诠释了何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南之虎方、北之鬼方、东之夷方、西之羌方，再加上后起的周族，都是其劲敌。然商在后期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上帝不管用了。在强手环伺的时代里，殷商不可谓不用心于制度，商的人祭人殉“制度”便十分严苛，可在治理上的建树却少得可怜。

成汤曾坦言：“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这是信仰的强大约束力，因此商王的整体表现还算中规中矩，但他们的智识不仅不及周王，也远未及自家贤臣，而末代君王“帝纣”的庸俗取向，更是为后人取笑。纣王所热衷的是在宫室里填满“狗马奇物”，在沙丘上建立动物园，并“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打造纵欲“俱乐部”。然而，转换眼光来看，帝纣只是在享受商王国那终于浮华起来的宫廷文化。从捕猎动物以求糊口，到搜集“狗马奇物”以求愉悦，这实际上是人类精神领域的进步，此种进步是由神权领袖先于信众而达到的。妲己祸国的典故无论是作为一件历史事实，还是一个寓言故事，它都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时至晚商，殷人传统的政治生态遭到了破坏，例如妇好这类辅助商王的王后“贵妇”此刻变成了奴隶出身的妖姬。而比干不得其死，箕子也未在其位，导致君臣均不能应对国家的周期性动荡，核心人物架构支撑的神权体统大厦将倾。

神权是暴戾的，但这也是其坚固的原因。王政的堕落首先来自信仰机能的衰退，这种衰退的持续便展露出殷人的上帝垂死，或者上帝从来就是不作为的尴尬。这就如同说“上帝需要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离不开上帝”，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赋予犹太民族如此多的苦难呢？鬼神信仰在晚商已无之前那么震撼的约束效力，故后人炮制了果报。传说商纣王的祖父武乙是被雷震死的，这无非是指他的荒唐必遭天罚。武乙不仅暴虐，而且他的想象力仿佛全用在儿戏上，比如他造一个偶像，取名“天神”，与之赌博，天神输了（自己人做裁判），武乙就侮辱他。又比如他弄来一个皮袋子，装满血，然后射箭，竟号称“射天”，可见其心中已无丝毫敬畏。帝纣的“慢于鬼神”只是延续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