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诸部族“分其祭”的空间不是宣扬有神论，而是不破坏甚至保护其各自的信仰。从另一面来看，“不绝其祀”意味着宗周认可这些“治民官”家族延续下去，是不同程度上的分享政权。周朝大定之后，诸侯可各立其先君之宗庙，如鲁之文王庙，宋之帝乙庙，郑之厉王庙等。诸侯可行禘祭，禘即是祭祀一族之祖灵。《左传·僖公十年》便有了“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说法。在处理诸种信仰的共存关系上，中国确实要比西方做得好。

对圣哲教条的解释上，中国人也有着宽松的态度。信仰对中国人而言仍是一种“知识”，只不过是需要通过努力、阅历与感悟获取的“知”与“识”。孔子这些先贤本就不可复生，尽管后学自谓已得真传，但众人皆知这些争执与分歧是后学的学术“取舍”行为或因人而异的生命体悟所导致，实在不必较真，故“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不致血仇。中国近世虽引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旧约全书·申命记》）的时髦话，但中国传统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孔子所认可的“以直报怨”。 “除了我之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赛》45：21—22）

以上言论与部落时代的“假威鬼神，以欺远方”相似，并不是什么神旨，而是妄人造神代神立言。周人没有这样的宗教宣言，也没有规定只能拜天帝而禁止任何偶像崇拜。中国文化绝对不是宗教性文化，此有赖于“理性早启”。正如殷人后裔孔子所说的那样，“敬鬼神而远之”，让上帝的归上帝，让世俗的归世俗。只有将一切上帝、鬼神藏于内心，各凭良知，才能避免宗教灾难。日后的中国正是基于这个观念，虽有信徒的偏执蒙昧，也偶有借助王权对宗教施行的打压，却无持久的宗教狂热与圣战，在大部分时期，中国人拥有着信仰自由。

周人紧要的一“恕”也走出了华夏文明肇始的关键一步。当众多部族的祖神同时并立，东方进入了多元信仰的新时代，“神不食非其宗”（《史记·晋世家》），先民们开始学会睁眼去看氏族、部落以外的世界。以前各个部族的天神、祖神都是唯一排他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今他们都是匍匐在天脚下的“诸神”，不必再争得头破血流。树立至高“天命”的绊脚石被改造为垫脚石，而后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新局面，岂不妙哉！

改朝换代而不毁宗庙成为一种传统，后世蛮族欲亡天下而不得，正是要顾及存祀之风。周文化的兼容并包也为自己赢得了善果，即便到了汉代，孝武帝仍下诏：“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实际意义虽已不大，但还是可以垂范后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