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奴隶为人

周文王作灵台及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皆曰：“文王贤矣，泽及枯骨，又况于人乎？”或得宝以危国，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归心焉。

——《新序·杂事》　　

以上文字告诉后人，周文王的工程建设带来了一场考古发掘。其实，周初掘出商末的骨骸倒是可信的，而近人则须托考古之福，方能得见殷商奴隶的乱葬坑。那些肢骨堆叠、身首异处的惨状，直让人毛骨悚然。把人头与马头、猪头放在一起，其视觉冲击自是惨不忍睹，今人绝对不能接受。但人类认识到这种不妥，起初是不易的，因为头骨曾被视作祭祀的妙品。

具有高度文明性的古希腊与古罗马，那里之所以有着“奴隶战争”的奇观，因奴隶主压迫虐杀奴隶之残暴令人发指，诸如鞭笞、剥皮、火烧、绞死、灌蜡、压砖等，何尝有人性可言！晚商之有奴隶叛军，也是因为殷人对待奴隶的极端冷血。实际上，奴隶逃亡的现象早已有之。奴隶之死状五花八门，或被双手反绑，或被断臂锯足，或被剁掉手指脚趾，或被直接斩首……被处死的奴隶中甚至有小孩，其虽得保全尸，却不被视为兴旺之生机，诚可悲也！如同西班牙侵略者记录下阿兹特克文明残忍的“血祭”，周人也不可避免地猛烈抨击殷商的神权暴政。

所谓“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这反映了氏族战争中处理战俘的惯例。“刑始于兵”一说颇有见地，在氏族冲突中发展出来的“刑”一开始无疑是对外的，即针对战俘奴隶，传说中的皋陶之刑、禹刑、汤刑都是如此。例如割掉阳物，乃源自极端对立的仇恨，而使用阉人便是一种权力征服，反倒成为宫廷文化成熟之另类标志。“刑”若用来“罚”自己人则显示部族内部等级隔阂的加剧。刑是刑，礼是礼，刑法在“明德慎罚”的周人那里有独立倾向，故在礼乐的框架中，“刑罚”的地位便很轻。

周人显然汲取了之前部族冤冤相报不休的经验教训，也知道人牲和人殉并不划算，战俘奴隶被商王那样一次成百上千地拿去殉葬实在太过浪费，不如充当战利品以资己用。虽然文王曾请求纣王废除炮烙酷刑，但周人对待罪犯、战俘也是相当残忍，此由西周的刖人守门方鼎和刖人守囿铜挽车可见。当然，对战俘用刑也有防范的用心，当年吴国攻越，也是把战俘用作看门人以看守船只，岂料最后悲剧发生，看门人竟将前来巡视船只的吴王杀害。

商人曾在甲骨上不遮不掩地记下一次次人祭的数目，还郑重其事地问要用掉多少羌奴才能使殷王受保佑。周人自己有典有册，对奴隶必有所录，如“执讯获丑”（《诗经·小雅·出车》），这“丑”就是战俘。然周人又对虐俘杀奴之景象只字不提，这种“敬德保民”之下含羞的虚伪仍要比殷人猖狂的血腥进步得多。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话由殷人后裔孔子讲出，足见其力量。果然，周人的“农奴制”成长起来。用奴隶充当牺牲的事情已是罕见，玉成为极其重要的祭祀用器。由周代古墓观之，人殉的数量与规模也逐渐缩小。时值东周，谴责残暴人殉制度的社会舆论已经形成。且看两则旧事——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周公飨义，鲁无义。”《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佻之谓甚矣，而壹用之，将谁福哉！

——《左传·昭公十年》　　臧武仲（姬姓）批评季平子的人祭，他认为周公不会享用这种不义的祭祀，鲁国此行太过轻薄，将人和牲畜一般使用，上天还会赐福给谁呢？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尤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左传·僖公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