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角度来看，君主没有利用神权绑架国民去实现一己之私，未尝不是中国之福。君主既然杜绝全民祭天，那么宗教式的寄生人物便没有滋生的土壤，明堂里也不会有巴比伦那种以做皮肉买卖供养神殿经济的“圣职妓女”，国君也不能师出无名地号召全民去发动何种“圣战”。

鬼神之事与政治生活有着相当的隔膜，《汉书·郊祀志》有一段论述尤值得注意——昔周史苌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侯，而周愈微，诸侯愈叛。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

中国文化一早便铭记了“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教训，故中国未有法老、哈里发式的君主，也无全民之宗教狂热，社会上只留下朦胧的敬畏感与稀薄的鬼神信仰，这层朦胧且稀薄的迷雾，聚也容易，散也容易，在人之一生中，甚至只算是逗留。“君子以钟鼓道志”（《荀子·乐论》），音乐显然不是用来娱神的，这便是周文化的教诲。也因为缺乏至上神的绝对权威，早熟的中国文化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也是人类的毛病，即精英与庸众之间心灵需求的层级不同。知识阶级自然可以守着儒家的理性涉猎一番宗教，进得去出得来。而碌碌之人溺于表象生活，缺乏思辨力，抵御神鬼的能力太差，他们往往把信奉天命与道德教视为一种政治宣誓，却又轻易地接纳那些光怪陆离的骗术。当然，中国文化没有产生调和此种矛盾的法子未必便是缺陷。只是在中国，那作为道德楷模的君子可以是伪的，那传说中近乎神的圣人其实也是可以被打倒的，而很多时候，“卫道士”是用来骂人的。

古埃及第十王朝的文献《对美利卡拉王的教训》有言：“人民是神的牲畜。”而司马子鱼说：“民，神之主也。”朱熹讲：“人者，位乎天地之间，立乎万物之上。”凡接受“人贵于物”之思想者，便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之“天下”，人的地位实在太高了。中国习惯将“Natural right（自然权利）”译为“天赋人权”，其实这权利并不是谁给与的，而且这权利本不只限于人权。但这不是谬误，而是转化，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天地之性人为贵，而且所有人间的得失，都应有天的参与，《天演论》之译名亦是如此。人道之上尚有天道，天人合一又避免了人群主体性的过分张扬，真是妙不可言。

以千古独夫之傲慢，秦始皇既然已斗胆使用超越三皇五帝的“皇帝”称号，何以不在帝国的半两钱上印上自己的头像呢？秦半两钱的圆形方孔实际上反映出“天圆地方”的观念，而无论新出之“皇帝”为何方神圣，既然是承继周文化中的“天子”，那么天子必在天之下，此乃不易之传统！

牟宗三论中西之文化生命，说中国首先把握了“生命”，希腊首先把握了“自然”。徐复观认为：“希腊文化的动机是好奇，中国文化的动机是忧患。”无论如何，是周人开启了政权世俗化的进程，故以殷周变革为“袪魅”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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