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三件事很简单。首先，华盛顿方面侦查情报的方法太落后，已经过时。第二，在克林顿任职时期，他花了八年的时间调整政治策略，这让情报搜索工作更加困难复杂，因为你只能依靠“可信赖信息源”，而这些所谓的可信赖信息源在对付恐怖主义上一无用处。第三件事就是，新的对手已经在情报侦察方面成为新的苏联，而美国政府却忽视了这个重要改变。

奥威尔的母亲雅思米娜是在贝鲁特出生长大的，在结婚前一直都住在那里，直到嫁给从美国加州索萨利托来的英俊工程师，也就是奥威尔的父亲。当时奥威尔的父亲在黎巴嫩参与一个工程。新婚后二人很快定居美国，在这里雅思米娜用英语和阿拉伯语培养教育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奥威尔。

在网络上可以采用不同的身份登录的做法，让这个年轻人发现网络对极端主义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完美的乐园。在网络上，人们之间的实际距离并不重要，即使相距十个根号之外都无所谓，因为距离是用毫秒计算的。网络上人们的身份也许是隐蔽的，他们的想法也很疯狂，但是在网络上他们可以找到想法和他们相近的同类人。几个星期后，奥威尔就发现了在西方智能方面，除了他自己，没有人从这个便利的方法中获取实际利益，因为他已经潜入了恐怖主义者最激进的网络组织中！

2002年刚开始的一个早晨，奥威尔自己开车到华盛顿去，他的破车后备厢里放着整整四大盒子的文件资料。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总部，他询问谁是负责极端恐怖主义问题的头儿，说他有很重要的情报。在他手里是长达十页的发现摘要。接见他的低级官员让他等了两个小时，根本不屑于看他的摘要报告。最后他终于读完了的时候，这位官员非常迷惑，叫来了他的上司。几分钟后，来了四个人，把奥威尔按到地板上，剥光了他的衣服，然后把他拽到审讯室。在整个侮辱人格的审讯中，奥威尔心里窃喜，因为他知道他击中了他们的软肋。

在CIA的遭遇显示了奥威尔巨大的天赋，CIA提供给他一份工作。这时，奥威尔才告诉他们在自己车子里那四大盒子的秘密（这个秘密导致后来在全美和欧洲有二十三名嫌疑人被捕，而这还只是奥威尔提供的一份免费样张而已）。如果情报局需要更多情报，他们必须和“网捕”公司合作。

“我必须指出，我们的价格非常合理，”奥威尔说，“现在，我可不可以要回我的内裤？”

四年半后，奥威尔又长了二十磅肉。他的银行账户也和他的体重一样涨了很多。“网捕”公司现在有十七名全职雇员，他们为西方世界很多政府提供详细的报告，主要是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而奥威尔·华生现在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他又开始感到无聊了。

直到接受了这个新项目。

“网捕”有自己独特的做事方法。对于所有服务要求，它们都被做成问题形式，而这个项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份附件——关于项目的预算。这个项目来自一个私人公司，不是政府，这也激起了奥威尔的好奇。

谁是安东尼·福勒神父？

奥威尔从接待室舒适的沙发中站起来，活动一下发麻的身子。他把双手合在一起然后尽量伸向脑后。像凯因这种大工业集团——世界五百强位居第五的企业，他们有情报方面的需求似乎非同一般。特别是他们的要求是对一个在波士顿的普通牧师的详细背景调查，这个就显得非常奇特。

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波士顿牧师，奥威尔纠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