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7日至2012年2月5日，“胡博·华士画笔下的晚清权贵——休伯特与苏珊伉俪捐赠展”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展览前言有一句话说：“画像中的那个适逢三十九岁、意气风发的袁世凯便成为刚巧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戊戌政变中崛起的壮年政治家的唯一真实形象，可谓弥足珍贵。”袁世凯出生于1859年，1899年袁世凯刚迈入不惑之年。画旁边的标签如是说：“胡博·华士在天津结识了一位名叫诺曼·穆泽（Normann Munthe，1864—1935）的挪威上校。诺曼1887年来到中国，加入军队并参加过甲午战争。战后，诺曼负责训练骑兵、设计军服并给新军司令袁世凯做军事顾问。他谙熟中文，而且是个中国艺术鉴赏家。时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军中弥漫着浓烈的反洋情绪，诺曼怕胡博·华士受到伤害，于是陪伴左右寸步不离。尽管士兵们并不友好，但袁世凯待胡博·华士为上宾，他愿意每天早晨腾出一点时间，坐下来给画家当模特。此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胡博·华士或许想不到，眼前这位四十岁的模特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不仅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还于1916年复辟帝制，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一道上谕，指出：“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指出顺应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做法是：“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9］这道上谕其实是清政府“新政”推行之信号，四天后，袁世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新政，向朝廷递交了著名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民实”、“裕度支”、“修武备”等十条建议。［10］袁世凯把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与工业中心城市——天津，作为他振兴实业、改革金融、废除科举、建立巡警、大办教育的实验场地。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至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中国掀起“洋务运动”，开始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而洋务运动掀起的重工重商，包括西方国家变革腐朽政治体制，对袁世凯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袁世凯在《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裕度支”条中指出，西方国家的致富之途，“大要在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凡可以利国利民者，靡不竭力经营，官吏提倡之、保护之，而又昭示大信，历久不谕”［11］。

袁世凯把办实业和理财的重任交付给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安徽至德人）。在袁世凯的信任和支持下，周学熙设立了直隶工艺局，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官办的实业机构。周学熙带头集资募股创办的大型企业就有两家——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公司，以后在民国时期又创办了华新纺织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机器制造公司和玻璃公司等等。可以这么说，当时袁世凯和周学熙开始成就了中国民族工业的雏形，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一带，开滦、耀华、启新、华新等是最早打开京津冀的实业公司。冀为河北，耀华总部就设在河北秦皇岛；开滦、启新和华新都在唐山，但是它们的指挥大本营仍然设在天津，在北京也设有分部。所以，实际上这时已经形成了京津冀的一个经济实业圈，组成了发展最早、最有实力的北方民族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