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大师戏笔

在谈论中国的小说中，最具美学成就的三部，都完成于二十世纪，分别为卡夫卡的《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博尔赫斯的《曲径分岔的花园》（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和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但是三本小说却完成于不同时段，彼此间隔了大约二十五年，一本在一战时期，一本在二战时期，一本在1970年代早期。无论成长过程或文学根底，三位作者都有着复杂的经历。生于1883年的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来自一个捷克犹太家庭，以德文写作；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生于1899年，在阿根廷的英语环境中长大，并在瑞士研读法文和德文，最后再返回阿根廷，以西班牙文写作；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年生于古巴，后来迁到意大利，在都灵（Turin）得到文学学位。三个人都是多产、勤奋、极具天赋的作家，虽然对中国及其人民所知有限，却都曾短暂地以中国为写作题材。三个人选择的主题，在中国历史上都分别占有极重要地位；卡夫卡讨论权威问题，博尔赫斯讨论根源问题，卡尔维诺讨论受观察的观察者。三个人都不会以自命不凡的语调谈论中国，而其语言之精确与精练，绝不涉及煽情、爱欲的情节，却创造了纯属虚构却又几可乱真的作品，经得住一读再读。

卡夫卡在1917年春天完成了短篇小说《中国长城》（若更讲究字义，译自德文的小说标题应名为“中国长城之修筑”），当时他正在布拉格的“工人意外保险组织”上一天六小时的班。长城身为辉煌历史的象征，围绕着广大的幅员，并屹立了几世纪，堪称为中国最知名的建筑。卡夫卡也透过德文翻译家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的译作，持续不停地阅读包括儒家和道家思想在内的中文作品；几乎在同—时期，魏复古也深受威廉作品影响。卡夫卡在办公室抽屉里存放了至少一本有关道家的译著，并在书页空白处对有兴趣的段落做批注。[1]

但是卡夫卡的长城，完全出于他个人的创造，甚至对其建筑的方法与存在的理由，他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在卡夫卡看来，每段大约五百码，由一组约莫二十名工人兴建，各自盘踞一方不相连的长城，虽然零星，倒也从容。同样长度同时建造的各段长城最终都会互相接连起来，它们所能发展的极限也就到此为止。因为此时工人们又会被送到另一处，重新开始。卡夫卡以百分之百具有说服力的精确语言，让自己成为中国这段历史的叙述者。小说中，他回忆自己年少时，在“接近西藏高原边界处”如何被抚养，虽然距离长城南疆遥远，却被所听到的有关长城的故事给深深地吸引住。他年轻时所受的教育，也为他日后成为筑墙工人作了准备：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们小时候，站在老师的花园里，似乎连路都走不稳，却被命令用小石子盖起一堵像城墙的东西。接着老师会将长袍束到腰上，全力向城墙冲过去，石子堆自然应声而垮了。他会严厉斥责我们，说我们敷衍了事，我们便哭着去找各自的父母。虽然只是小事一件，对当时的心灵冲击却很大。[2]

借由同样精确的语言，叙述者指出了自己的好运。他表示，城墙开始修筑时，他刚好二十岁，因此他不用像那些较他年长的工人，虽然受了筑墙训练，却毫无用武之地。叙述者沉思道，这些人“脑中有完美的建筑蓝图，却无所事事，成千上万的人都过着这种没有指望的生活”。而他，除了亲身参与城墙修筑外，还可以做个历史见证人，成为城墙“忠诚的观察者”；“我的探索是纯然历史的；雷云既已消逝，闪电的光亮自然不再可畏；因此除了当时广为人们接受的解释外，我还要尝试为这堵城墙的兴建过程，寻求一个答案。”[3]

然而，这种探索的范围却是“无限的”。虽然叙述者提出来的每个问题都可以得到答案，然而随着每个答案，立刻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有人也许会问，兴建城墙的目的为何？为了防御北方外族。但是为什么来自大南方的人，像叙述者及家人，要为这么遥远的事牺牲生命呢？因为上级命令这么做。但是上级从来都不会“将紧急征召来的人民聚集起来，讨论如何实现梦想，只会急着破坏一切”——这种现象“亘古以来就存在了，在决定修筑长城这事上，也不例外”。[4]所以，如果修墙的想法一向存在，那么北方外族就不构成筑墙的动机了，因为早先根本就没有这些外族，也没有皇帝下过筑墙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