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出白乐夫是一个挺念旧的人，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和意见。对于老朋友毕道文和林可胜，到了五十年后的今天，他还在关心他们的下落。林可胜对于白乐夫还有另一层意义，白乐夫在香港认识了他的第一任英籍妻子，他们在图云关结婚时，便是由林可胜安排的。

“1939年8月，第二批外国医生也脱离法国集中营，从伦敦和马赛坐船，在9月抵达香港。波兰医生甘理安（Kamieniecki）的太太也随行当护士，还有一位从英国来的女医生，此外还有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苏联医生，总共有十五位外国医生。”白乐夫如数家珍，一一道出，这十五位医生和白乐夫的经历一样，先志愿去西班牙打内战，然后再去中国参加抗日战争。

在图云关，他们分成几个医疗组，每一组有一两位外国医生，带领一批中国年轻人，当急救员和翻译。每一组都分有地图，详细注明他们的行程和目的地。就这样，他们开始前往抗日前线。

白乐夫说刚到中国时，必须学会用筷子，到现在他还会用筷子，“而且技术比我讲英文和中文都要好得多。”他得意地说。白乐夫那一声“筷子”，真是道地的中国话，“我们行军时，走在尘沙飞扬的路上。路边有竹子搭的小棚屋，里面有肉呀、鱼呀、青菜和米，你只要告诉厨子你要吃什么，十来分钟后，就可以享受一顿香喷喷的饭菜！因为菜都是大火快炒，既新鲜又营养，我在中国就从来没有闹过肠胃的毛病。”白乐夫兴奋地讲着，像是一个快乐的大孩子。

白乐夫和严斐德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讲，他们想去西北，去跟随毛泽东和中国红军。白乐夫说：“林医生很同情我们的想法，他说我们可以去西北，但是国共双方正闹内战，恐怕不容易到西北。说的也是，纪瑞德医生那一组已经朝西北上路，可是没走多久就因国共战火而被迫折回图云关。”最后白乐夫和严斐德决定跑一趟重庆，亲自找周恩来想想办法。

白乐夫和严斐德坐上卡车，开了好长一段路才到重庆。重庆当时是国民党的战时首都，由于国共联合抗日，共产党能够在重庆设立办事处，由周恩来主持。这个共产党驻渝办事处受到国民党密探的包围，一般人很难到办事处接触共产党。但是因为白乐夫他们是外国人，所以当他们到了重庆，国民党的密探不能不让他们进入共产党办事处，当然，国民党对他们在共产党办事处里面的事，也摸得一清二楚。

周恩来立刻接见了他们。“他显得非常友善。我们向他表明去西北的心愿，周恩来说：‘我们跟国民党之间有一个共同协定，国共双方是同一个民族，一致联合抵抗日本的侵略，我看你们还是留在国民政府下的中国，继续在那儿工作吧。’我们还谈了许多事情，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聚会。”白乐夫回忆道。

“晚饭好了，请各位来吃饭。”白太太站在门栏上向我们宣布。我和宁远互望了一眼，心想多不好意思，第一次跟人家见面，就在人家家里吃饭。科尔梅斯看出我们的意思，就催着我们说：“走吧！去吃饭吧！”

白太太招呼我们入座后，热情地递上沙拉、面包及奶酪，并为我们斟酒，科尔梅斯见酒大乐，准备开怀畅饮。只有白乐夫面前没有酒杯，白太太说他正在戒酒，所以不让他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