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把一些物资送到红军解放区。宋庆龄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她跟蒋介石有联系，很有影响力。”白乐夫回忆道。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出一艘自由轮开往烟台港口，他说：“那是一艘很大的船。船底是平的，可以在小港登陆。船上装满了各种物资，像粮食和药品。1946年夏天，我随总署人员同船，一起从上海来到山东半岛的烟台，而严斐德在另一艘船上，去山东另一个解放区。”

从1946年到1947年，白乐夫就在烟台工作。烟台当时是解放区，在中共的治理之下，他就在那儿治疗黑热病，很受当时山东曹省长的赏识。正是在那儿工作的时候，白乐夫认识了印尼医生毕道文。

后来国民党重新占领山东半岛，中共暂时撤退，白乐夫便同毕道文分手，离开了山东。“曹省长一直希望我能留下来，可是我还是离开了，从北京来到上海。”白乐夫念念地说，“我太太在上海时生了第二个小孩。”

可是到了上海，他们还是回不成欧洲，“有些人想经由苏联返回欧洲，但是都拿不到许可证。”他说，“只有甘理安医生去成了苏联，后来傅拉都医生也得到苏联大使馆的许可，获准去苏联。”

白乐夫他们在上海等了一段时间，直到1947年底，他们才登上战后第一艘从上海到伦敦的轮船。“船上除了我们一家人外，还有严斐德和他的中国太太王务安女士。同船还有一批德国难民，大部分是犹太人，因为躲避希特勒的迫害而逃亡。”他回忆道。

白乐夫回到德国后，便在政府机构做医务行政工作。他说1955年他的好友严斐德从香港去印尼采访万隆会议的途中，飞机遭到国民党放炸弹而失事，对于这位在西班牙和中国战火中一起工作的老友，他一直念念不忘。

“1959年，我向中国表示想回去中国看看。柏林的中国大使馆寄来一封邀请信，就这么我们回到中国。”白乐夫说。这是他战后第一次返回中国，在那待了三四个礼拜，见到许多老朋友和中国红十字会的人。中国红十字会特别颁了一个奖章给他，并请他当荣誉会员。他说到了1985年又再返中国探望。

讲到这，白乐夫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在西班牙的中国志愿军里，我除了认识毕道文之外，还见过另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