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白乐夫在西班牙国际纵队的第十三旅当医官，“在那里，我们有一位中国厨子，他个子高高的，年纪三十到三十五岁左右，我想他来自巴黎。”白乐夫说，“我们嫌他菜烧得不好，他气得不得了。我记得很清楚，他常常气得说：‘你们不是共产党员！你们怪我煮得不好，你们不是共产党员！’”

在座一直不出声的科尔梅斯这时站起来，提议现在就可以动身去吃晚饭了，“白太太已经在他们住的旅馆的餐厅订好位子。”科尔梅斯笑着朝白乐夫说。

白乐夫愣了一下，这才慢慢站起来，一手摸着腮帮一面犹豫地说：“我还没刮胡子，怎么能够出去见人呢？”

大伙几乎齐声说道：“你这样蛮好的，走吧！”白太太顺手递给白乐夫一件浅褐色毛衣，大家一拥而出。我们招呼白乐夫坐在前座，然后我便坐在白太太和宁远的中间。科尔梅斯发动了他那部红铁马，朝旅馆奔去。

我们住的旅馆很近，不到五分钟就到了。白乐夫拄着拐杖下车，定神看了一眼旅馆，这才慢慢走上阶梯。服务台上的经理一眼就认出白乐夫，亲切地向他打招呼。女侍领我们到餐厅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我和白太太对坐，紧靠着墙壁，科尔梅斯坐在我的左边，与白乐夫面对面，宁远坐在桌尾，他左边是白乐夫，右边是科尔梅斯。

我们每个人都点了饮料，白乐夫今晚破例喝酒，他快乐得像个大孩子。两年来这是白乐夫第一次出门，白太太比谁都高兴，大家举起酒杯庆祝这个难得的聚会。我跟科尔梅斯说，如果他来纽约，我们一定要请他喝瓶老茅台。

白乐夫耳朵重听，如果两人同时跟他说话，他就听成一团杂音，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不同时说话，好让他听得清楚。但是餐厅里播放的轻音乐，却给白乐夫带来干扰。还好，今晚他心情好，并不在意。

科尔梅斯风趣十足，讲了许多逗人发噱的故事。我们边吃边聊，酌饮着杯里的金色时光。白乐夫自己对那十年的岁月特别怀念，他说尤其是在中国八年的经历。他有一整盒照片、卡片、资料和信件，全是他在中国时存留下来的。四十多年来，这盒东西一直跟着他，是他生命里永不凋谢的花朵。

我想起一位西班牙人纳瓦罗（Vicente Navarro）的一篇演讲词。他很小的时候，就随着父母逃出佛朗哥阴影下的西班牙，流亡到美国，现在他在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执教。他说：“我的父母要我保证，永远永远不要忘记那些来自异国来帮助我们作战的兄弟姐妹。”他们还郑重地要他牢记，“将来不论如何，我们将永远敞开我们的家门，和国际志愿军的兄弟姐妹分享我们家中的一切。”

而我们却直到今天，才知道白乐夫在西班牙和中国的事迹。

（1991年7月11日、12日访问）

后记

自从1991年第一次访问白乐夫医生之后，我们多次返回迪尔哈根去探访白乐夫夫妇。最后一次是在1999年5月31日，白乐夫变得干瘦萎缩，两只耳朵显得特别突出，但是他的脑筋依然清醒灵活。没想到1999年12月12日他九十三岁生日当天在迪尔哈根去世。第一次陪我们去探访白乐夫的科尔梅斯，在1995年3月16日发生车祸，太太当场身亡，科尔梅斯则陷入昏迷。他不想走，也不能走，他正在整理德国志愿军的资料。挣扎了三个多礼拜后，科尔梅斯于4月9日不情愿地走了。